传播论坛

  一 广电系列问题

    1 频道专业化与收费电视（今年热点）：9篇

    2 广电节目管理创新与经营战略11篇

    3 广电市场定位与理论探索 10篇

    4 电视评论节目专题（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11篇

  二 媒介集团、产业化经营管理17篇

  三 传播全球化、国际传播与wto对传媒影响

    1 传播全球化11篇

    3 wto对传媒影响6篇

  四 传播理论研究

    1 传播理论发展17篇

    2 传播历史发展

    3 受众研究 4篇

  五 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14篇

  六 网络传播问题22篇

  七 传媒竞争状况与发展趋势

    1传媒竞争状况11篇


 八 传播实践相关问题

  1传播相关学科5篇

  2国外传播实践借鉴5篇

  3.人才培养2篇

  5.其它（9、11等）8篇

  九 媒介、传播与心理14篇

  十 著名传播学者专访13篇



        新闻传播学十大专题论文宝典220篇                           摘自kaoyan.com

  一 广电系列问题

    1 频道专业化与收费电视（今年热点）：9篇

     郭镇之〈且慢谈卫星电视频道的专业化〉   

            《全球化时代电视节目的市场与经营——也谈制播 分离》

     曹璐〈盘活频道资源的金钥匙〉

     喻国明 <解读24小时新闻频道>

     孙玉胜：〈电视赢利 模式的错位---频道专业化与付费电视〉       

              <频道专业化能走多远》

              《付费电视能走多远》                 《制播 交换障碍何在》

     展江《新闻频道：先更新理念后制度》

    2 广电节目管理创新与经营战略11篇

  胡正荣 〈大陆广播电视媒介管理运行体系创新研究〉 《广播电视节目创新战略分析》

   刘燕南<电视节目"多维组合"分类法及其编码设计〉

    黄升民《广电媒介经营的改革与创新 》      《也谈电视节目改版问题》

    周鸿铎《21世纪广播电视经营管理策略与方向17页算2篇》      

             〈电 视品牌意识及其经营战略研究〉

             〈全面实施精品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喻国明 《关于大众 娱乐类节目的走向与思考》

   陈力丹〈电视新闻改革论坛〉

    3 广电市场定位与理论探索 10篇

     胡正荣《广播媒介的重新定位及其生命力》

     刘燕南《中国大陆电视研究的历史回顾与探讨》     

            〈电视收视率的引入：观念应用和教育15页算2篇〉

     周鸿 铎〈广播电视理论新探索〉  

     黄升民:《网络与组织的双轨整合——解读中国电视媒介经营走向》      

            《数字时代：内容何以为 王》

           《2003：生死存亡数字化——分析广电媒介变局的五个观点》

           《虚拟还是现实——再描 广播电视媒介的市场竞争版图 （上 下）》

            < 2003年广播电视的发展 >

    4 电视评论节目专题（新闻调查，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11篇

     龙耘《从新东方时空看电视新闻走向>  

     申琳《新闻调查：精英品质，大众情怀》

     陈华《新 闻调查何以与众不同》

     白岩松：〈渴望年老〉      〈我们能走多远〉   

               〈忙与盲〉         《我看电视评论 节目》

     陈虻：《你到底要什么》

     杨新敏《焦点访谈节目定位的再思考》

     关玲《东方之子主 持人的文化超越》

     无名《也谈新闻调查》

  二 媒介集团、产业化经营管理17篇

     胡正荣《论电视产业结构调整》 《广播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制度创新 （上下）》

           《瓶颈与出路 ——我国广电集团化进程分析与对比研究》

        < 媒介寻租、产业整合与媒介资本化过程-——对 我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分析》  

     周鸿铎《电视产业集团的组建及经营策略33页算2篇》   《重提媒 介产业化》

     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 《论资本市场与传播产业》

             〈对目前我 国媒体产业投资 状况的基本分析〉         

               《寻找与媒介和市场的最佳结合点》

              《略论资本市场与传 媒产业结缘的机遇》

    陈力丹〈关于传媒发展和经营的一些宏观认识问题〉 〈关于媒介资本的 几个问 题〉

    丁柏铨：〈论传媒市场〉

    叶乐阳 ：《试论我国大众传媒产业特征》

  三 传播全球化、国际传播与wto对传媒影响

    1 传播全球化11篇

    郭镇之《全球化趋势与东北亚三国的传播对 策》《全球传播市场及电视文化引进》

    蔡雯：〈面向经济全球化发展推进新闻传播学研究〉

            《"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国 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李希光〈全球化时代新闻学基本问题26页算2篇〉

    李彬《批判视野中的全 球化与大众传播27页算2篇》

    刘建明〈全球化的终极与国际传播架构〉

    童兵《经济全球化和中 国新闻文化消长》

    黄旦《全球化：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构想》 2国际传播8篇

    胡正荣《国际传播与一国的文化一致性》

    郭镇之《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袁军《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的对外书刊宣传》

   刘燕南：《跨文化传播差异分析与因应 探讨》

   周鸿铎《跨国卫星电视对国际文化传播的影响》

   关世杰：〈把握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寻 求中国文化发展对策〉

            〈跨 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

           〈第23届"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协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会概述〉

    3 wto对传媒影响6篇

刘建明〈"传媒入世"的杜撰〉

丁泊铨〈"入世"后我国新闻传播业生存环境考察〉

       〈加入wto以后我国新闻传播业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应对挑战，中国新闻传播业直面wto〉  

戴元光 ：〈加入wto后中国传媒面临五大问题〉

鲍金虎：〈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广电业的法律影响〉

  四 传播理论研究

    1 传播理论发展17篇

胡正荣《从经验到科学的飞跃——我国传媒学术界与实践界面临的共同命题》

陈卫星：《影像：传播悖论》 《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32页算2篇）

袁军：《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与教育》

     〈西方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的历程及启示〉（21页 算两篇）

刘燕南：《范式转换：大众传播研究话语中心的消解》

龙耘 〈传播学在中国20年 〉

朱光烈：〈视野，创造与境界——关于传播学科建设的一些感悟〉

喻国明： 《关于传播研究的若干断想》

陈力丹：〈深化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研究〉        〈关于传 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丁柏铨：〈再论新闻的有效传播〉

杜骏飞〈泛传播社会的总体性 信 息策略初论〉

张俊德：《简论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

孙英春：〈传播效果研究的一种途径〉

    2 传播历史发展

朱光烈：〈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

陈力丹：〈论世界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轨迹〉

    3 受众研究 4篇

胡正荣 《受众群：从混沌到有序》

郭镇之：《视听者权益散论》

柯惠新：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不同受众类型对实际研究的影响》

刘建明：〈受众行为的反沉默螺旋模 式〉

  五 舆论监督与新闻法制14篇

胡正荣 《广播电视媒介政府规制的制度化研究》

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 专业主义》

喻国明《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关键与"问题单"——兼论传媒体制改革的现实性与 迫切性》

陈力丹：〈关于记者暗访和偷拍问题的访谈〉    〈试论隐性采访的法律意识和行为规则〉

      〈略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           <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心理观〉

             《公众的分裂心态和矛盾着 的舆论》

孙玉胜   《 舆论生态平衡》                        《舆论的力量》

李良荣：〈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轨制——再论中国新闻媒体的双重性〉

童兵：《报刊管理四 题》

丁柏铨《新闻传媒与新闻规律、市场规律》

明安香：《传播学的普及与中国新闻改革》

  六 网络传播问题22篇

陈卫星：《网络传播的社会张力》

柯惠新：《互联网调查研究方法综述（上 下）》

周鸿铎 ：《网络新闻传播教育的"视角观"探析》

雷跃捷：〈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 和前景〉

陈力丹〈新闻媒体网站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李希光：〈虚拟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 上，中，下）

            〈网络媒体生路在何方？——复兴网络媒体的9中策略〉

程曼丽：〈关于网络传 播负面效应的辨析〉

杜骏飞：〈internet：被解放的新闻价值观〉                           

           〈网络传播：何以可能与 何以可为？〉

           〈泛传播社会的总体性 信息策略初论〉

闵大洪：《中国网上广播的现状与前 瞻》           《新闻媒体网站的影响力从何而来》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现状及前瞻》          《中国新闻传播 专业网站评析》

明安香：《网络传播学刍议》

无名   〈网络媒体的17大热门话题〉

汪丁丁： 〈网络技术与人文精神〉

李令群   《试析网络传播中几对矛盾》

  七 传媒竞争状况与发展趋势

    1传媒竞争状况11篇

喻国明：《我国传媒业当前发展的若干关键词 》

陈力丹：〈境内外传媒的市场态势及应对策 略〉

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格传局〉

       程曼丽：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华文报业的发 展〉                  

                〈论中国传媒在世界传播格局中的崛起〉

丁柏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报的竞争力〉

邵 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

曹鹏： 《传媒业应力戒浮躁与浅薄》                                

        《传媒业硬件 软件应同步发展》

承伟毅：《中国传媒业之五大变数》 》 2发展趋势7篇

喻国明：《中国传媒业的历史方位与现实趋势》              

        《中国媒介产业的现实发展与未来趋势》

陈力丹： 〈传媒竞争之路——追求不可替代性〉

 刘建明〈传播学从"泛化"，"玄化"到 两极发展——21世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趋势〉

明安香  《新世纪中国传播研究展望》                

        《关于信 息传播全球化和新世纪初我国传播发展战略的几个问题》〉

邵培仁  〈跨国传媒集团入粤的思索

 八 传播实践相关问题

  1传播相关学科5篇

丁俊杰：《中国大陆高等广告教育状况》

朱光烈 〈传播学与经济学合流及研究走向混沌〉〉

黄升民 《打造专业品牌——关于广告学专业今后发展的思路》

郭镇之 《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

李彬： 〈政治 经济 文化——一种关于批判学派之理论探 究的辨析〉

  2国外传播实践借鉴5篇

郭镇之  《生活的世界与传播的世界——-韩国传播学者访谈录》

        《韩国的卫星与放送事业》

 陈卫星：  《法国电视体制的市场化转型》

陈力丹  〈西方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  

蔡雯：  〈 西方新闻传播产业化的进程〉

  3.人才培养2篇

柯惠新：   《我国传播学研究人才培养中的若干问题和对策探讨》

喻国明   〈传媒人才的专业主 义标准像〉 4非典问题3篇  

喻国明   《 "非典"事件中信息透明化处理的传播效果探析》

童兵：   〈非典时期新闻传媒的角色审视〉

陈力丹   《从媒体应对机制谈对sars疫情的反思》

  5.其它（9、11等）8篇

黄旦：    《"9。11"：新闻媒介的影响和职业使命》

程曼丽： 《两次海湾危机中的美国舆论 分析》

朱羽君：〈电视新闻直播的现代品格〉

 陈力丹  〈关于西部大开发宣传的几个问题〉

李希光： 《见木，方能见林：谈好新闻的标准 》

展江：   《2003年普利策奖 继续守望暗礁险滩》

彭万荣：    〈"英雄"的传播学价值〉

谷虹      《 "东周刊"事件的传播学透视》

  九 媒介、传播与心理14篇

刘京林  《对传播心理学研究的两点思考》         《新闻心理学研究断想》

       《新闻心理学教学的"实践与探讨"》     《浅析网民的心理生活空间》

         《试论我国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走向》 《试论定势在采访中的作用》

           《浅析视觉新闻的心理依据》                

           《试析受众的认知偏差——兼论新闻报道的页面心理影响》     

余小梅：〈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现状与未来〉

陈力丹《对我国新闻心理学科建设的一点建议 》

何志武《试析新闻传播中的人本主义倾向》           《信息量与社会承受力》

吴珠《谈心节目主持人的心理素质》

蔡宇知《新闻敏感的心理分析》

  十 著名传播学者专访13篇

〈建设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基地——访胡正荣〉

〈理解西方传播学——访郭镇之〉

〈用马克思原理知道传播学学科建设——访陈卫星〉

《构 建心理学和传播学之间的桥梁——访刘京林》

〈填补传播统计学研究的空白——访柯惠新〉

〈广播电视理论新探索——访周鸿 铎〉

〈拓宽广告学研究的视野和领域——访黄升民〉

〈我 眼中的广告和广告学——访丁俊杰〉

〈寻找媒介和市场的最佳结合点——访喻国明〉

〈对传播 学研究的几点意见——访陈力丹〉

〈追寻传播的意义-——访李彬〉〉

〈有关中国跨文化传播 研究概况——访关世杰〉

《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访明安香》

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2004我国广播电影电视年度发展报告（孙向辉 黄炜 胡正荣）

一、   2004年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环境
    2003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16694亿元，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9.7％。中国社会科学院10月发布的《2004年秋季报告》显示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4％，预计全年GDP将突破12万亿元。同时，我国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恩格尔系数平均已经降到0.5以下，城市已降到0.4以下。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通过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为广播影视产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国家广电总局把2004年定为产业发展年和数字发展年，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明确了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政策。主要包括：《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2003年12月30日）、《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4年1月8日）、《关于发展我国影视动画产业的若干意见》（2004年5月14日）、《关于推进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运营产业化的意见》（2004年6月7日）、《关于申办全国性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的通知》（2004年6月10日）等。

    二、2004年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概况
  （一）基本情况
    到2004年9月，我国有电台、电视台1900多座，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模拟电视节目2200多套，数字付费广播电视节目48套；有近70家电影制片单位，年生产故事片100余部；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近90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300多家，年生产电视剧1000多部11000集。基本建成了有线、无线、卫星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全国广播电视网，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已分别达到93.34%和94.61%，其中有线电视网已近400万公里，有线电视用户超过1亿；全国共有电影院6000多家，已建成区域和跨区域电影放映院线35条。 "西新工程"、 "走出去"工程、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农村电影"2131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工程的继续实施，有效解决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听广播、看电视、看电影问题和我国广播影视海外覆盖问题。
    在产业经营方面，广播影视已初步形成了广播产业、电影产业、电视剧产业、网络产业和广播电视广告产业蓬勃发展的格局。1982年，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总收入9.83亿元，基本属于财政拨款；2003年，全国广播影视系统总收入已达696亿元，其中广告收入324亿元，财政拨款74亿元，财政拨款仅占总收入的10.6%。总体上看，广播影视已经从主要依靠财政拨款转为以经营创收为主、财政拨款为辅。广播影视作为我国文化产业、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广播影视节目的生产制作量、整体技术水平和规模以及实际覆盖人口来看，我国已经成为广播影视大国。
  （二）发展特点
    1、以内容产业为中心，逐步形成包括传输产业、衍生品产业的广播影视产业。
    2004年被广播影视界誉为频道、频率改版年，每个月都有新版频道、频率诞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制作量的明显增加，精品节目、栏目不断出现。同时，电影、电视剧、动画片制作量高速增长。
    截止到2004年9月，国产电影完成片已达158部，超过去年总数18部。
    截止到2004年8月，广电总局前三季度批准电视剧立项剧目1611部、42604集，已接近2003年全年批准立项数（1804部、43874集），超过2002年全年批准立项数的4.7倍。
    截止到2004年7月，全国电视动画片题材规划158部、11814集，总长度为155520分钟。而2002年我国国产动画片的年产量约为2.9万分钟。
以内容产业为核心，传输、衍生品等产业也在迅速形成。
    在传输产业方面，除了传统的各省市以卫视节目传输为主体的有线电视节目传送付费体制外，在广播领域，以北京音乐广播为代表的通过卫星互传节目的音乐卫星广播网继续完善，以江苏为试点的广播电视传输覆盖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以全国性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增加为5家为切入点的传输竞争体系初现倪端。由此，以高额付费传输为基本特征的传输产业有了雏形。
    在衍生品领域，会展、演出、影视基地建设、报刊、图书、音像、网站、短信服务、听众观众俱乐部、品牌产品销售等等，各种形态广泛出现，衍生品产业链正在迅速扩张。
    2、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促使广播影视体制结构发生了变化。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以创新体制、转化机制为重点，实现"三个转变"：
    第一、从国有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要将电台、电视台现有事业中可经营部分剥离出来，按照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面向市场进行企业转制和重组，进行产业经营。
    第二、从一般国有企业转制为股份制企业。电台、电视台、广电集团（总台）内重组或转制为企业的单位，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进行股份制改革；电台、电视台经营的体育、娱乐、影视频道以及以电台、电视台为主体开办和经营的付费电视频道，可以组建股份制企业进行经营运作；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可以吸收外资组建股份公司共同经营；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可以吸收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需要注意的是，股份制改造必须在电台、电视台或广电集团（总台）控股的前提下进行。
    第三、从股份制公司转制为上市公司。为积极探索广播影视业发展之路，广播影视改革试点单位可以开展多渠道融资。股份制改造后条件成熟的企业，经批准，可以在证券交易所申请上市。电影集团所属的股份制公司，条件成熟也可申请上市。目前，广电系统的上市公司有湖南电广传媒、北京歌华有线、中央电视台中视传媒、陕西广电网络、上海东方明珠5家，初步形成了资本市场的"广电板块"。中影集团、电影频道的部分资产、西部电影集团及山东电视台股市信息、影视、娱乐频道的经营公司等正在积极准备上市融资的前期工作，其中山东视网联已完成辅导期并获得主管部门批准。
    2004年9月，两办下发了中办发［2004］24号文件，对综合性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出了具体意见。其中明确在综合性试点地区，省辖市、县级市和县级现有的文化局、广电局、新闻出版局合并，设立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同时履行原三个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一新的决策直接改变了这三个系统原有的管理体制、结构体系，特别为文化产业的互溶互通、加速发展提供了机遇。
    3、广播电视广告收入和电影票房继续稳定增长，数字付费广播电视投入运营为新的赢利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条件。
    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广播影视产业的成长进步直接带来了2004年广播电视广告收入的大幅提升。（需补充数字）在电视方面，央视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一项市场研究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广告客户投向媒体的广告费用为1029亿元，其中，向电视媒体的投放总量达78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5％。而雅典奥运会期间，中央电视台的奥运广告创收超过5亿元。在广播方面，承2003年"广播发展年"广播强势出击之势，广播广告收入依然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需补充数字）
    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电影产业化经营步伐的加快也促使2004年电影票房继续攀升。（需补充数字）其中，《英雄》海内外票房10月份合计超过13.5亿元，8月连续两周夺得北美票房冠军；暑期推出的《十面埋伏》一路高歌猛进，截至10月，全球票房突破4.3亿元。
诞生于2003年的数字付费广播电视虽然有望在2004年年底发展到80－90套节目，但囿于受众付费看电视的习惯还未形成、节目内容还不够符合受众需求、接收设备价格还比较高、相关各方还未对利益分配比例达成共识等多方面因素，新的赢利模式的真正建立还需时日。但数字广播电视在国家发展以及地方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已经越来越广泛的深入人心，随着各地模拟向数字整体平移工作的迅速推进，用户规模和服务项目正在迅速扩大（需补充数字），付费接收有了基本的条件。
    4、融资政策放宽，准入门槛降低，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发展，资本运作初见成效。
    2003年下半年和2004年上半年广电总局通过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逐步加大了广播影视市场的开放力度，广泛吸引、积极鼓励国内外各种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化发展，广播影视产业的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广播影视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开始建立。 
    第一、在广播影视系统内部开放。《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中央、省级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外，中央级广播影视系统内的单位如中影集团等也可参与开办付费频道。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也可以在中央节目平台中开设付费频道。2004年6月，北京歌华、上海文广和中影集团、中广网络传输有限公司与中央电视台首批获得全国性广播电视有线数字付费频道集成运营机构的资格。
    第二、对广播影视系统外部国有单位开放。拥有节目内容资源独占优势的中央单位（如中央气象台）可参与开办付费频道，地方拥有节目内容资源独占优势的国有机构（如卫生系统单位）也可以参与合办。
    第三、对民营资本、社会资本开放。 在付费频道开办方面，依法设立的广播影视机构（如县以上各级电台电视台，国有和民营的节目制作机构）、注册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以上、净资产3000万元以上的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在对民营影视机构管理方面，广电总局继2003年将8家非国有影视制作机构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直接进行业务管理后，2004年又为16家民营影视制作机构核发了《电视剧制作许可证（甲种）》。作为利用民营资本加快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新实践、新探索，上年年底获准建立的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在经营好影视基地的同时，2004年9月成功举办了中国·横店影视博览会。可以说，2004年，我国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各个成功案例中几乎都少不了民营资本的身影。
    三、   广播影视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004年初，国家广电总局在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开始朝向形成产业体系相对完整、结构布局日趋合理，整体技术水平先进、市场主导作用明显，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广播影视产业格局迈进。但由于长期以来，广播影视比较重视喉舌功能和精神文明建设阵地的作用方面，对产业功能、市场属性还缺乏经验，还存在着注意不够、认识不足、开发不够，特别是在政治、政策等多方面还有不少的禁区，导致产业功能的开发相对薄弱，除了广告之外，大部分产业功能如付费电视、付费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交易业务等都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有效开发，极大地限制和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一）   产业结构不合理，束缚了广播影视的发展。

    广播影视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小而全、低而散"的局面还没有得到改变，以宣传为模式的、计划经济的结构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还没有形成以核心业务为龙头的经营机制，产业链条、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和成本消耗过大。

    一是产业单纯依靠电视，多种媒体的多重开发、多重利用的综合性发展尚未形成。电视是广播影视的龙头产业，依靠电视带动广播影视产业发展是必由之路。但广播影视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以及内部大而全、小而全的机构设置，无法做到依靠电视带动广播、传输网络、节目制作、用户服务、媒介资源调查等，形成不了整体产业的开发的整体优势，无法适应多媒体的综合性发展的趋势。

    二是广播、电影、动画还处于整体弱势地位。广播、电影、动画曾经辉煌，现在处于弱势地位。广播的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在探索符合广播产业规律的经营模式；电影产业的发展尚缺乏培育拓展合适的环境与条件，需要进行院线制改革、发展壮大市场中介专业公司；动画缺乏市场动力，依靠行政力量推动，靠事业机制生存，形成不了强大的市场力量。

    三是新兴产业面临艰难的起步。数字电视的推广还有巨大的困难。中国的广播电视是社会公益事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不是商业运作，还存在节目的限制，中国人听广播、看电视不交钱的观念根深蒂固，再加上有线电视的节目内容丰富，一般可以收到四五十套节目，很多人没有交钱看电视的观念。目前，全国有线电视收视维护费每户每年平均仅70元。

    四是高新产品的关注还不够，尚未形成产业结构链条。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会给广播影视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生存还是死亡往往决定于是否率先掌握最新的技术、开发出最新的产品、提供最新最优的服务。广播影视习惯经营传统的有线、无线、卫星电视，对手机电视、IP电视、卫星移动电视、网络电视等新的领域还不以为然，或是重视不够、开发不足。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范围难以拓展、经营收入难以增加，无法实现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传媒市场体系。

  （二）赢利模式还比较单一，广告仍然是主要收入来源。

    广告仍是广播影视产业最主要的来源，对广播影视的后产品、衍生产品和相关产品的开发不够，还显得薄弱。长期以来，广播、电视经营紧盯广告，在整个产业链尚未形成之前，这一关注会无法改变。电影也只是以电影院票房为关注的焦点，而忽视后产品开发。为广播影视产业的核心业务付费电视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还不能利用精品影视剧、名牌节目、名牌栏目、知名主持人等的品牌效应进行音像制品、图书报刊、知识产权等多种形式进行开发，这种局面的结果只能依赖广告、依靠广告来支撑产业。

  （三）资本运作还不成熟，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国广播影视业对资本运营、企业运作等市场经济规则还不熟悉，并缺少实践经验。但由于广播影视系统是按照事业单位的模式管理，事业建设和经营创收不分，事业资产和企业资产混淆，投入与产出脱节，不能将事业经费用来投资，更不能吸引民间资本来发展壮大广播影视产业。2004年，电影企业和电视剧制作机构，按照这个要求在股份制改革和上市融资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广电的上市公司仅有5家，目前还没有广播影视各类公司在香港以及境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四）体制性、政策性问题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广播影视产业化发展。

    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广播影视系统的管理体制，管办不分，又管又办，导致产权关系不清，责权关系不明，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全面发展的需要。电台、电视台作为事业单位，必须按照行政机关的格局设置机构，参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管理干部，不能搞资本运作，不能进行贷款，也不能开辟规范化的节目交易市场。在政策上，缺乏行业发展战略，市场准入政策不明确，各级广播影视部门内部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水平，宣传管理与经营管理相混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间的责、权、利关系不明晰；在宣传上重投入而不计成本、不重效果，在经营上单纯依靠广告收入而忽视其他赢利，在发展上注重量的扩张而忽视质的提高。尤其在内部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分配机制以及权力制约机制等方面需要新的探索。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广播影视产业的发展。

  （五）广播影视法制建设滞后，不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
    一是法律效力等级低、立法空白点多。世界一些国家都有比较完备的法律法规，并通过颁发经营许可证、行业自律规则等手段，以多种形式和措施来规范和制约媒体行为，保证传媒市场的有序竞争，保护本国文化传播和国家安全。而中国广播影视领域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运行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二是现有法规不适应广播影视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目前广播影视行业管理的手段缺失比较严重，法制手段不健全，行政手段不到位，市场手段不具备。作为行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但是目前没有一部广播影视行业的专门法律，仅有的三部国家级行政法规也滞后于广播影视的发展现状，经常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增加了行业管理的难度。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看，作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播影视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还没有相应的地位。

  （六）广播影视产业的基础、实力、速度、规模、质量参差不齐，发展很不平衡。

    首先表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不发达地区之间，文化底蕴深厚与贫瘠之间，都呈现出多层次的区域性差异，基础、实力、速度、规模、质量参差不齐。东部地区一个县级广播电视的收入，有时接近甚至超过西部地区一个省广播电视的收入。这种差异影响了各地区的资源共享、信息沟通和成果交流，也制约了广播影视业在一定发展阶段实现跨地区发展和经营。
    其次表现在广播影视行业内部，事业与产业的发展不平衡。广播影视事业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但产业仅处于起步阶段；电视比广播、电影发展快、实力强，广播电影电视与网络的发展也不平衡，网络虽然发展比较快，但业务开发还远远不够，效益还不十分明显。
    第三，广播影视在国内的发展与在国外的发展也不协调。目前我们的广播电视在国内的人口综合覆盖率已经达到93.34%和94.61%，但在国外的有效覆盖还很低；广播影视产品的出口大大低于进口，中国的广播影视在国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还极不相称。
    四、   2005年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趋势

    2004年是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起步年，具有重要的里程碑的意义。2005年将全面开展广播影视体制改革，不断制定和调整各种政策法规，逐步降低行业准入门槛，逐步加大市场开放力度，广泛吸引、积极鼓励国内外各种资本广泛参与广播影视产业化发展，不断提高广播影视产业的社会化程度。

  （一）随着广播影视体制的不断深化改革，广播影视的体制创新成为国家广电总局的一项最重大、最紧迫的工作。

    广播影视体制改革、体制创新的目标遵循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事企分开、产权明晰、责任明确的原则。2005年，根据中办发［2004］24号文件以及国家广电总局制定的实施意见，在总结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将全面展开体制改革。改革的目标旨在建立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的"三分开"，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市场运作和政府监管的"三个体系"，为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理清障碍。同时还将借鉴和学习其他行业的改革经验，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对广播影视行政管理的新机制、新方法。

  （二）以内容产业为产业重点，特别是电影、电视剧、动画、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经营将出现迅速的发展。

    2005年内容产业特别是电影、电视剧、动画和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经营继续加强。电影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力争实现跨越式发展；电视剧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产业链，重点是培育有一定规模、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型国产电视剧龙头生产企业；动画片的创作生产，重点是建立好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办好相应的动画频道，放开和扩大动画片的播出市场；开展其它生活、文化类广播电视节目的生产经营。

  （三）赢利模式将进一步多样化，通过培育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

    积极发展内容产业的同时，广播影视将立足于利用好自身的资源优势，大力开发新业务新市场，赢利模式将更加丰富多彩。利用广播影视的内容产业为电台、电视台提供丰富的节目；为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媒体业务提供丰富的内容；充分利用老百姓家里的电视机资源，把电视机变成一个多媒体的信息终端；利用媒体优势加强与医药卫生部门、气象部门等独占资源的单位合作，开办各类专业性付费广播电视节目。2005年目标是初步形成导向正确、品牌突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门类齐全的数字付费电视广播影视消费市场，基本满足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

  （四）资本运作将更为活跃，逐步形成产业发展的市场。

    2005年改革继续深化，投融资渠道扩大，市场准入放宽，国企、民营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内容产业逐步扩大，通过强化黄金时间节目播出等调控手段促进国产电视剧、动画片的创作生产，初步形成一定规模、面向市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比较完善的国产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节目产业体系；通过推进制播分离，将广电系统能够剥离节目制作部门从现有的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推向市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与社会各类影视节目制作发行机构成为公平竞争的市场主体；进一步整合制作机构，形成规模效应，初步形成大的制作集团，采取基地化生产方式，优化、整合节目制作资源。积极推进中影集团实现重组上市。

  （五）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发直播卫星、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新业务更为活跃。
    2005年广播影视要为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必须紧跟广播影视科技和市场的最新发展趋势，利用新技术、新体制开发新业务、新市场，建立新模式，推动新发展。各地将在试点的基础上继续开始移动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手机电视、数字电视图书馆等新业务开发的探索，主要目标是从试验阶段到扩大范围，继续创建好平台，发展一定数量的用户。根据计划，2005年底基本完成全国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发达地区试点城市全面实施由模拟向数字的整体转换，实现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3000万户的目标。同时，中国还将发射直播卫星。随着科技的发展，广播影视的第二次创业，传统的广播影视发展环境和发展格局将逐步发生变化。

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胡正荣 李继东）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介规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至今尚未触及媒介制度层面，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变革。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历程，阐述媒介规制变迁目的变迁与实施效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其制度困境，比如媒介寻租、公权滥用、信息不对称和政商共谋等，最后分析了制度困境的意识形态根源。
关键词：媒介规制变迁 制度困境 意识形态

 

    一、审视中国媒介规制变迁
    2003年12月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发展市场主体，放宽市场准入等措施，并将广播影视业区分为公益性事业与经营性产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媒介业改革向着更为市场化、资本化的方向发展。但细细审视这个文件，就会发现诸多悖论，比如：其一，坚持国有为主，国有媒体要在市场中起到龙头、示范和主导作用；而另一方面又要坚持面向市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调整结构，调节利益分配。强调国有媒体为主体，市场调节又如何发挥作用？其二，允许经营性产业（电视剧制作等非新闻宣传类业务）逐步从现有体制中分离出去，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频道频率这类稀缺性资源仍为国家所有，节目的播出权、终审权还要牢牢地控制在国有电台电视台手中，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又如何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行企业化的运营呢？诸如此类带有中国式的规制矛盾往往让业界感到困惑，同时会不时地出现实施失效的现象。
    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与资本化三个阶段，可以说整个传媒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中国媒介的改革是一种在"一元制度，二元运作"的体制模式下进行的渐进式变迁，一元制度是指媒介为国家所有，亦即党管媒体不能变；二元运作既要坚持现行政治机构的意识形态化的宣传任务，又要通过市场经营来维持媒体的经济再生产①。时至今日中国媒介的改革尚处于业务调整及政策与规制变迁的层面，对于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媒介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却从未触及。也就是说媒介规制的变迁有赖于媒介制度的变革，在诸如产权制度、宪法等正式制度与意识形态、行为规范等非正式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只是在规制上修修补补必然会产生上文所说的悖论，同时也会使政策制定的目的与实际效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即有效的规制变迁依赖于制度的变迁和意识形态的重建。实际上中国媒介规制变迁是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对媒介市场结构进行的一系列的重新调整，以保证中共在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与国有主流媒介的发展壮大。而且中国媒介规制尚处于结构规制的起步阶段②，还远远没有达到欧美国家的规制水平。因为规制③包括政府对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两个层面进行的调整（Kay and Vickers, 1990），而现在欧美国家已从结构规制转向行为规制。
    中国媒介改革是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种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即用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整套制度代替、变革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制度体系，而这一过程又恰恰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④。即制度变革都不是建立在公民和社会组织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的，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的党和政府的意愿，因此在制度供给时会体现既得利益集团的路径依赖目的，同时会在约束并不强制时，地方利益集团或企业修正，甚至替换上级的意图，已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制度变迁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重新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包括较低层面的制度装置（组织和机构），较高层面的制度安排的变化，还有更为重要的制度环境的改善与变化（包括宪法、法律结构等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本规则）。制度环境决定着制度安排的变迁，而制度变迁也会影响制度环境的改善。而在制度安排中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又细化、扩展和限制着正式约束（产权制度、合同等），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约束的很少一部分⑸。

    二、中国媒介规制变迁分析
    从本质上讲，规制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行政、立法、暂行条例等手段对经济的一种干预行为。"所谓政府规制，即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以矫正和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而干预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活动的行为。"（金泽良雄，1980），其目的是为了矫正市场失灵，使市场机制发挥更好的资源配置与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特别是在英美发达国家，规制是在经济充分市场化的基础上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进行的，具体地说是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解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诸如失业、污染等问题，政府开始干预经济、强化规制；而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跨国公司的发展，政府又开始简化规制，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市场经济的效率。因此，市场经济是规制的前提条件，而中国又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之中，政府规制也处于不断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试图预防和矫正市场失灵的双重变化之中，且这种变化又具有特殊的双重目的——在媒介市场化的过程中强化政治规制，有限度地、逐步地放松对经济的规制。同时中国各种利益集团：中央与地方、政治与经济、国内与跨国之间的博弈也在影响着规制政策的制定，乃至制度的变迁。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各种力量等都是变数的情况下，分析中国媒介规制变迁就显得非常复杂。为此对于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研究就要从分析其变迁历程入手，探索其发展轨迹，剖析其目的变化与实施效果。

    1.从业务调整到非核心业务规制

    纵观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历程，如果从规制变迁的轨迹来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业务调整为主（从1983年到2000年）：这个阶段有三次比较显著的变化，一是1983年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体制，形成了行政区域化的广播电视发展格局。报刊、图书出版发行行业也相应地进行了条块分割式的规划与建设；二是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199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的方案》以及《关于县（市）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合并的意见》这三个文件提出了"三台合一、局台合一"的广播电视机构合并模式，但这次调整只限于在同一个县（市）内将广播电台、电视台及有线电视台合并为一个实体—广播电视台，在此基础上再将县（市）广播电视局与广播电视台合并。此外对报刊等进行治散治乱；三是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批准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即国务院办公厅82号文件。该文件提出了"四级变两级" 的广播电视改革体制，即在三台合一的基础上，推进地（市）、省级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的合并。同时提出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包括广播电台、电视台在内的广播电视集团。归纳起来，这个阶段具有以下4个特点： 1."三台合一、四级变两级"等都是一种行政命令式的变化，不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自然整合与资源的有效配置之上的。2.所有的合并都没能跨越省级行政区域(包括组建集团)，因此从根本上仍然没有摆脱1983年所确定的行政区域式的发展格局，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变化。3.从未触及广播电视是新闻宣传机构和事业管理机构的基本属性，尽管在1983年尽管在1983年的37文件中也曾提到广播电视台下设的服务公司实行企业化经营，但前提条件是事业单位。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广播电正式列入第三产业，但仍然没有改变其事业单位的属性。4.市场准入壁垒森严，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设立不允许非各级广播电视行政机构的参与，也禁止外资经营、中外合资经营和中外合作经营电台、电视台。广电节目设置范围与制作由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批准，电视剧的制作单位的设立也需国务院广播电视行政部批准并取得许可证（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综上所述，这个阶段的规制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直接决定媒介机构的多少，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进行自然地优化组合；政府撮合具有行政区域化的集团，行政权与经营权一体化，一言以蔽之，政府为媒介机构制定业务发展规划，成为市场的主体。因此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媒介的业务进行管理，是一种内部业务调整。

    第二阶段，以政策和规制调整为主（从2001年到2002年）：200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办17号文件），这是中国政府全方位深化媒介改革的一个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先后下发了有关集团化、媒介融资、跨地区经营等方面规制的文件多达15个。主要内容有：1.首次明确提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对媒介业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人才结构、知识结构、资本结构进行全面调整。2. 提出要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组建多媒体兼营和跨地区经营的媒介集团，从而打破了政府命令式的市场运作模式与行政区域化的发展格局。 3.初步突破了资本运作壁垒，媒介集团可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系统内部通过融资、银行贷款、买方借贷、股份等形式募集资金。广播电视传输网络公司的股份制改造、电视剧的制作、图书发行机构等在确保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可以吸纳国外和国内非国有资金。从而初步放宽了市场准入，扩大了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中国媒介的领域。

    从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政府的市场主体角色开始转变为政策与规制的制定者与监督者，媒介机构的市场主体性开始显现。另一方面，政府开始关注结构调整与市场准入的变革，而这些又是规制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一阶段中国媒介规制的改革已上升到了政策与规制层面上的变革，可以说是具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规制变迁。

    第三阶段，以非业务规制为主（从2003至今）：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21号文件提出了要全面深化文化产业体制改革，之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昭示着中国媒介规制变革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将媒介业按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将除新闻宣传以外的社会服务类、大众娱乐类节目和专业报刊出版等经营性资源从现在的事业体制中分离出来，按现代产权和企业制度组建公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推进经营性资源的区域整合和跨地区经营。这一点与17号文件有所不同，即将改革的重点放在了经营性资源上，而经营性资源是指那些与新闻、宣传、政策性、理论性无关的非核心业务。其次，全面放开对经营性资源的资本运作，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非新闻宣传类的其他项目运营。将核心业务从市场主体的经营中抽离，所有的市场性政策都是就"经营性资源"而言的。

    纵观媒介规制变迁的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政府逐渐从主导媒介的所有活动发展到放松对媒介经济活动，特别是对非核心业务的直接干预。但政府仍然未放弃对媒介的直接干预，而且政治既得利益集团会利用这种变迁为自己谋求利益，这从政府规制的目的变化和实际效果中看到其缘由。

    2.目的变化与实际效果分析

    从欧美国家的媒介政策与规制的目的变化来看，二战前主要追求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媒介的增量发展，集中在国家利益和媒介利益的实现上；二战到20世纪80年代维护民主政治，表现在媒介的私有化与独立于政府的趋向，以及强调媒介的社会责任和多样性的政治、社会；20世纪80-90年代至今则在寻求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⑨。总的来说政府对媒介规制的目的越来越趋向于匡正媒介市场失灵和为媒介新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并寻求政治、社会和经济利益之间均衡点。比如，美国1934年的《通信法》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弥补商业化运作所带来的过失。而1996年的《电信法》则是为由信息技术和全球化所构造的新竞争环境提供政策支持。而英国在1954年建立ITV主要是为了打破BBC的自然垄断局面、发展私营媒介，以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媒介的运作效率。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实行政府不干涉媒介的经济活动的媒介体制。而中国实行"一元制度，二元运作"的模式，因此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目的变化与实际效果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

    ⑴目的变化的双重性与执行的两难性。

    首先表现在既要确保中共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又要国有媒介在经济上不断地自立。20多年来的媒介改革始终没有触及媒介的所有权问题，媒介属于国家所有，而中共和现在的国家是一体的。直到2003年年底的有关文件也只是将非核心业务让市场来主导，按现代产权制度运营，但核心业务及频道频率资源仍归国有。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的话说： "既要确保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介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又要放开搞活，大力发展广播影视事业和产业。" ⑥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等媒介主要靠国家财政拨款来维持生计与再生产，到90年代逐渐靠自己来谋生了。实际上，政府想让媒介"断奶"的想法早在1983的有关文件中就显露出来了。中共中央〔1983〕37号文件就提出允许国有媒介机构下设的服务公司实行企业化管理，广辟财源，增加收入；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广播电视等媒体正式列入第三产业，从此广播电视报刊的广告等收益逐年增加，出版社也逐渐实行企业化经营，政府财政拨款在媒介资本运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这种既让媒介为党服务，又让媒介自养的双重目的，使得各级政府与媒介机构在执行政策是陷入了两难境地——既要通过广告等市场行为来维持生计，又要为中共说话。从而造成了在推行中央政策时的两套原则：表面上是在执行中共的政策，为社会主义和中共的宣传事业服务；实际上以自己的利益为上。
    其次，既要维护国有媒体的垄断地位，又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推进整个媒介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从1983年行政区域化的增量发展到82号等文件的减量增质，都是在不同的国有媒介各自的系统内运作的，其他社会资本完全被排除在外；17号文件也只允许在整个国有媒介系统内部或国有控股的情况下进行资本运作，吸纳国内媒介系统内部、国外和国内非国有资金；2003的有关文件又将核心业务留给了国有媒体。其目的就是要强化国有媒体的垄断地位，以维持中共的政治支持。与此同时又将与市场经济有关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现代产权、企业制度引入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这种旨在用市场机制搞活、壮大媒介产业的做法也是变化的：在第一个阶段旨在移植一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第二个阶段初步引进了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政策和规制，调整媒介结构，促进国有资本运营；第三阶段将"经营性资源"全面推向市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与私有财产的合法化⑦，维护国有媒介的垄断地位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何况至今中国也不允许媒介私有合法化。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基本是无法实现的，只会形成新的垄断，因为政府保护下的主流媒介占据了最优势的社会资源，而民营媒介经营企业、边缘媒介（如西部媒介）区日益失去了生存空间和能力。

   第三，媒介既要为中共和政府服务又要维护公共利益。从新中国诞生以来，政府对媒介的定位就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是中国媒介的双重职责，也是其双重目的。实际上党和政府的利益往往转化为少数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凌驾于人民之上。这就致使在政策实施时公权滥用，某些领导的批示与红头文件高于一切，使得媒介在执行政策时陷入两难境遇，从媒介的职责上讲要为公众服务，但从维护媒介的利益上讲又要听从于某种特权阶层。而人的本质往往是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从规制制定和实施上，中国的媒介常常要牺牲人民的利益，这从SARS前期的报道和媒介人贪污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佐证。

    ⑵目的变化推动力的多种化与实施的复杂化。从中国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来看，中国并没有形成像前苏联那样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被毛泽东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冲垮了。而毛泽东所推行行政分权的政策却得以发展，邓小平巩固了毛泽东的这一项政策，提出地方分权制中央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中国式的财政联邦模式⑧。从而使得地方利益集团得以不断地壮大，产生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多种推动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跨国公司等国外利益集团不断涌入中国市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利益集团趋于多种化。除中央政治利益集团之外，还有地方政治利益集团，国内经济利益集团、知识利益集团、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往往推动政府规制的变革，表现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国外利益集团凭借其资本与技术优势，加之对中国高层政治利益集团有效的公关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中国现行和未来的媒介政策；国有媒介，特别是主流媒介、地方政治利益集团会从维持现有的既得利益和再发展的角度影响媒介规制变迁；新兴的经济集团和知识利益集团会时刻寻找政策机会，以谋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从2001年17号文件以来政策变化之快与强调市场机制中可见一斑。同时多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也会使政策实施复杂化，一方面利益集团会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阻挠、修正政策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实施成本。另一方面，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某些政治权力常常凌驾于政策规制乃至制度之上，利益集团会将精力用在疏通与这种政治权力的关系上，以免除规制对自己的约束。

    ⑶目的变化的强制性及短暂性与实施的非原则性。强制性表现在从目的变化的基础来看，每次变化不是基于社会组织特别是媒介组织的共识，而是中央高层的决策。从目的变化的指导原则来看，往往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共意识形态化的理念，而不是具有刚性的宪法，这与欧美国家特别是美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国家不会将某个政党的思想纲领当作原则，而是不管是哪个政党都要遵循宪法。强制性往往与短暂性相伴，因为政策的制定只是上级政府的单方面的意志，在实施中必然会受阻，在经营主体的推动下又不得不更改政策。这种短暂性可以从规制变迁历程中看出，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政府媒介规制的目的变化经常发生变化，每一种目的各领分骚若干年。这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目标不断的变迁有关，从改革开放起，中国经济改革的总目标就在不断的变化：1983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总目标下，媒介规制的目的变化频繁：1983年37号文件提出四级办广播、电视，其目的是增量发展；1996年-1997年开始减量增质，组建行政区域化的媒介集团；2001年17号文件提出跨媒介、跨地区的资源与资本整合；2003年又转变为全面放开经营性资源的运营。强制性必然造成实施中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短暂性致使地方政府和媒介经营者产生等待和观望的心理，这两方面都会促使在政策执行中不讲原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变通、更改政策，出现类似拉美的软政权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媒介规制变迁中存在着许多无法解决问题与相互抵牾的现象。其根本缘由在于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基础存在着许多困境。

    三、媒介规制变迁的制度困境

    世界上的媒介制度，特别是广播电视主要有三种模式：①公营体制，即媒介归公共所有，主要收入来源于收听收视费(license fee)，也有少量的广告收入，从而独立于政府和商业之外，确保为公众服务。以英国的BBC为代表；②商业体制，媒介为私人所有，完全以商业广告为其经济来源，谋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国的广播电视为代表；③国有体制，即媒介属于国家财产，主要经济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基本上不做广告，保证不受商业利益的侵蚀。以前苏联的广播电视为代表。而中国现在的媒介制度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即媒介是国家财产，主要收入来源于商业化的广告，同时要确保为中共、政府和人民服务。这就势必造成中国的媒介既无法摆脱政府的困扰，又越来越受到商业利益的侵蚀，从而致使媒介规制变迁陷入许多制度困境。

    1.媒介寻租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直接的政治分配扰乱有序的市场秩序的程度越强，即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越广，滋生寻租现象的可能性和寻租的规模就越大。中国媒介正经历着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制度变迁中，政府对媒介经济活动干预范围在发生着变化，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总的趋势是干预的范围在缩小，但正是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产生了媒介寻租现象。表现在：首先，中国媒介的产权归国家所有，产权虽然是确定的但不是唯一的，因此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这种产权所提供公共区域很大，致使媒介生产经营活动的交易成本加大，于是人们会发现通过某种特权或关系获取公共区域的利益要比从事媒介生产经营活动更加有利可图。其次，"二元运作"体制本身就在制造租金，媒介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完成中共和政府的宣传任务的同时，必然索取回报。为此政府只能放缓媒介市场化的进程，而进一步扩大媒介产权的公共区域（这从媒介规制变迁历程中政府对国有媒介的保护可见一斑）。第三，从上文对于媒介规制变迁历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政府虽然在逐渐在退出对媒介经济活动的干预，但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特别是政府中的一些官僚集团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有一种扩大公共区域的偏好，产生对规制的一种内在需求，从而促使政府对媒介的经济活动进行种种限制，这些限制本身会带来租金，从而促使人们去追逐这些租金。第四，中国媒介组织的科层化管理体制强化了行政权利的权威性，也就是说经济效益的好坏不如行政权力大小更有用，这就为拥有行政权力的人提供了设置租金的可能性。

    2.公权滥用
    公权滥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媒介业而言，主要表现为：⑴公权的概念泛化。媒介归国家所有，代表着党、政府和国家的意志，于是成为一种凌驾于任何个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之上的一种公共权力，致使一些媒介组织和个人的私权演化为公权，滋生腐败。⑵媒介监督权扩大化。媒介监督是公众舆论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监督的对象是政府等权力机构，其目的是为公众服务。而在中国的媒介监督权成为中共和政府执法权力的一种补充，某种程度上代表执法机构行使监督社会的权利，特别是以中央电视台为代表的主流媒体。⑶法制建设，特别是私法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导致民权被剥夺，比如知晓权、参与权、言论自由权等都成了政府对民众的一种恩典。

    3.信息不对称

    诚如上文所述中国媒介规制变迁的目的变化和实施效果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抵牾的地方，一个很重要的缘由就是在规制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具体便现在如下三个层面上：⑴政府与媒介之间：由于政治制度上的单一制、媒介的国有制及制度变迁的强制性，致使中央政府在制定规制时独揽大权，没有或很少顾及地方具体的情况，形成信息垄断，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各级地方政府和媒介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在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两套原则的怪现象—文件上说的、口头上说的是坚决贯彻中央的政策方针；背后做的、心理想的却是如何利用政策为自己谋福利。因此在信息反馈时各级政府与媒介又会一味地迎合上层意志，报喜不报忧，传递符合上级意向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信息。⑵政府与公民：在这个层面上政府作为信息的绝对拥有者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封锁、拖延有关信息的发布，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公民的信息获得权，使公民对中央的政策规制无法理解，往往听信于谣言、流言。加之，单一制的政治制度会是公民产生对政府和国家广泛的疏离感⑩，对于中央的政策规制的实施缺乏积极性。同时由于没有好的反馈机制，公民没有足够的权力将自己的意见反馈到政府；⑶媒介与受众：中国的媒介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而后才是人民的喉舌。加之科层化的管理模式使得媒介从业者更多地关注上层的意见，特别在对中央政策规制的宣传报道上更是如此。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受众处于信息盲区，进而损害受众的利益。同样受众对于媒介会产生如同对待政府一样的疏离感，造成反馈上的信息不对称，影响了政策规制的实施效果。

    4.政商共谋

    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流行，资本以其流动性和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媒介商业化的趋势开始在全球发展，比如各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开始建立私营媒介，打破了原有公营体制为主导的媒介市场格局。这就产生了一种带有全球性特征的制度困境——政商共谋。经营媒介的商人对于政府的策略往往是与政府合谋，从而规避政治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比如美国主流商业媒体和政府友好联营、沆瀣一气，英国BBC的困境与新闻集团的得势等等。中国虽然没有真正的商业媒介，但中国的媒介制度却为政商合谋提供了空间。主要表现在：⑴跨国媒介集团与政府合谋的策略同样会运用到中国的各级政府上，何况他们深谙中国政治权力结构，会从政府最高层的公关做起，逐步自上而下地打开其他政治集团的大门⑾。而中国的各级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又会推动政府高层与跨国集团合作，从而促使跨国媒介集团参与建构中国媒介现行和未来的政策。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倡导国有媒介进行商业化运作以不断自养，这就为一些私营的媒介内容制作、媒介产品销售商与政府合谋提供了机会。这些新兴的经济利益集团会通过国有媒介或自己的力量影响中国媒介规制的变迁。⑶政商合谋最大的隐患是对公共利益的伤害与侵蚀，因此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媒介政策越来越趋向于寻求政治、社会和经济价值之间的平衡，以确保媒介为公共利益服务⑿。而中国媒介规制较少地关注公共利益，这是因为在观念上有一个误区：国有或政府拥有媒介就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媒介，但实际上至今中国就没有真正的公共媒介。公共媒介的缺失为政商共谋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为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很难与合谋的政商利益集团抗衡。

    中国媒介规制变迁中制度困境的产生是由于20多年来中国媒介改革仍然没有超越对规制、政策和一些正式约束的移植阶段，也就是说只是将这些与市场经济相关条文拿过来就直接使用，而没有变革、改善根本性的正式约束及其生存土壤与根基——非正式约束，也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实施机制。而有效的制度安排包括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首先，中国媒介改革至今没有触及到产权制度，而产权制度是制度安排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正式约束。中国媒介制度至今仍旧采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体制，这种体制具有社团产权的性质，即一方面，媒介的所有权是确定的—归国家所有，产权似乎是明晰的；但对于国有媒介内部成员来说，无法确定拥有媒介产权的唯一性主体是谁，产权是模糊的。因为明晰的产权必须是所有权确定而且唯一13，就是说明晰的产权是具有排他性的。只有排他性才能激励产权拥有者在寻求产权能带来的最高、最优的价值的同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即责权利统一。正是由于中国媒介产权的非排他性致使政治权力无法与媒介业的财富分离，产生媒介寻租、公权滥用等现象。此外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还处于对制度装置的调整之中，而且尚未建立有效的实施机制，由此而产生上文所说在规制变迁中的诸多问题。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正式约束只有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得以有效的实施并发挥作用，而且在正式约束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的非正式约束与改变了的正式约束之间的偏离程度远大就越会加剧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之间不相容的强度与持续时间14。而中国媒介改革是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且变化着的非正式规制环境下进行的制度变迁，因此中国媒介改革更为重要、更为艰难、更为复杂的问题在于非正式约束的变革，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蕴含了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它不仅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约束的"先验"模式，而且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某种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15。

    四、媒介规制变迁制度困境的意识形态根源

    从欧美国家的情况来，媒介规制都是随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变革而变迁的。比如现代自由主义与美国1934年的通信法及FCC的成立；新保守主义与英国ITV私营电视台的成立及1996年美国电信法的出台等。而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媒介规制变迁，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恰恰没有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的支持，传统的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被打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还没有形成。故此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中国意识形态的现状。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在实践中都会被修正、补充或改变16，共产主义是列宁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俄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到20世纪30年代又演变成了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并借鉴了斯大林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其基本内核包括：⑴在政治上实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单一体制，并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作为中国权力结构合法化的来源。毛泽东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演变成民主越来越弱化而集中越来越强化的极权制；⑵在经济上，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侵犯私有财产17；同时打破了苏式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提出了行政分权，从而将中国又推回到类似传统农业社会的条块分割、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之中，没有形成现代工业社会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⑶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中，特别是从大跃进（1958-1961）开始，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实现共产主义方案，将马克思的阶级学说泛化，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将社会生活政治化。

    毫无疑问，毛泽东不切实际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中国推向了极度危机，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已濒临崩溃。毛泽东死后，经过短暂的华国锋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开始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使中国的经济复苏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改革的重心在经济上，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在意识形态领域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产生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⑴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冲突。邓小平的改革方略是在保留原有政治权力格局的基础上推行市场经济改革18，而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与土壤却是强调有限政府和民主的自由主义，这势必与主张全能政府和民主集中制的传统意识形态相抵牾、相矛盾。而且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冲突会不断加剧。而邓小平对此的解决办法是"不争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漠视了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放弃了对意识形态进行理论上的重塑，从而加剧了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邓以后的江又将这种"不争论"延续下来，一方面将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原则，另一方面提出了与解决这个矛盾无关的"三个代表"。⑵政治意识形态口号化。从邓开始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开始弱化，往往表现为一个个的口号。所谓邓小平理论不过是几句口号而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生产观、"摸着石头过河" 与"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展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就是三句话:"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改革却基于深厚的意识形态理论，比如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改革等。⑶意识形态空壳化19。Andrew Heywood认为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解释现存秩序（世界观）、建构美好未来的蓝图（理想社会观）与描述政治变革可能和应该带来的结果20。而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关于现在国内社会各种阶层及其关系等社会秩序的合理解释，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未来中国的蓝图和理念，更没有就现在的政治变革和社会转型会朝着何方发展等问题有一种深刻的理论阐释。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解释、贫富分化加剧的问题、共产主义理想与小康社会的问题、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等问题，都缺乏明晰的、系统的、深刻的理论阐释。意识形态像一个没有内容的口号盒子漂浮在市场经济改革的上空，既无厚重的内容，又不具有可操作性。这一点可以从与20世纪70、80年代发生在英美国家的改革相比较得到进一步的佐证。70年代撒切尔首相在英国掀起了私有文化和自由文化的浪潮；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实行解除管制等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和削弱政府的经济作用。他们的改革与新保守主义紧密相关、遥相呼应，比如代表新保守主义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弗莱堡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等。他们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思考与批驳，用自由主义的理论诠释国家干预主义的缺陷，试图恢复经济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中的正统和主流地位。从而为撒切尔、里根的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与实际操作方略。

    正是因为中国现在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才会导致媒介规制中诸多的制度困境。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共产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义）对于媒介、国家和人的不同看法，来进一步阐释这个问题。

    ⑴对于媒介的理解。从本质上讲媒介是传播信息的一种工具，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此有不尽相同的诠释。中国式的共产主义认为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因此媒介要归国家所有，由党代表人民去选择有益的信息、管理媒介，所谓"党管媒介不能变"的信条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其实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列宁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因此共产党必须是政府和其他所有社会机构（包括媒介在内）的领导和指导力量，斯大林将此发扬光大演化成一种共产党的中央集权制(21)。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媒介是监督政府和满足社会其他需要的工具，是每个人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场所，媒介应该归私人所有。因为思想如同其他资源一样只有在自由市场中，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真理终将在市场中取胜(22)。而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自由主义则认为真理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有时也无法自我修正，其表达场所——媒介因追逐经济利益常常会损害公共利益，所以媒介应受到职业道德、政府立法机构等的控制，以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这也就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到了20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在英美等国家开始复兴，出现了奉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对政府规制媒介以维护公共利益进行了反思，发现现实中的政府机构及其成员常常追求自身组织目标或自身利益而忘却了公共利益，于是放松媒介规制。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则认为媒介应该既独立于政府又要远离商业，媒介归公共所有，方能为公共利益服务。

    正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媒介的解释是不同的，才会出现公营、私营和国有三种媒介体制，这也是中国媒介制度为何坚持国有制的一个重要缘由。此外中国媒介现行的"一元制度，二元运作"的模式本身就包含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上的共产主义和经济运作上的自由主义，而这两种意识形态对媒介的基本认识就是不相容的、矛盾的，必然会产生上文所说的制度困境。

   （2）关于国家的理念。国家与媒介的关系密切而复杂，媒介应远离国家但又不能没有国家的支持。诚如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所说："没有国家办不成事，有了国家又有很多麻烦。"(23)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前提，自发的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必须先建立管理无产阶级公共事务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阶级对抗和国家，实现无阶级、无国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自觉地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自发运动，并建立由共产党领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马列都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须建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都革命的基础上。斯大林却认为可以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并建构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他的新经济改革政策，即取缔所有私有经济，收归国有，用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同时在政治上实行中央集权制，形成了一种全能的政府。毛泽东采用了这种模式通过暴力革命建立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大跃进的时候毛戏剧化地在中国实践了共产主义社会，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几乎全部毁掉了，而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又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精英阶层清洗了。为什么会如此呢？一是列宁斯大林和毛的国家观与马克思有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是基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封建社会。20世纪的人类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列宁、斯大林和毛的共产主义是失败的，一定程度上不过是封建极权政治社会的另一种模式而已。二是与自由主义的国家观相比，国家的建立目的、性质及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着质上的区别。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建立是由公民建立的同时其目的也是为了公民，是在所有公民多重博弈达成契约后的结果，而不是某些特权精英阶层代理公民权的专利，国家在社会中是个中立的仲裁者。因此政府应是小政府，其职能仅仅是保护个人免受他人的侵害，用洛克(Locke)的比喻来说政府就如同"夜警"（nightwatcthman）(24)。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职能就是管得越少越好，就是说是有限的政府，而不是全能的政府。尽管在现代自由主义时期政府的功能开始扩大，但总的趋势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向提供福利与博弈规则转变，即朝着权力最小同时又是责任最大方向发展。但实际上，政府的两个最基本的目标：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使社会产出最大化是相互冲突的，往往不可兼顾。从历史上看，如果统治者的权力不受监督，即没有权力之间的制衡的话，统治者会阻碍有效率的制度的建立，以确保自己租金的最大化。当然社会制度的变迁、经济水平的提高、外来的压力（比如全球化）等会使统治者不得不注重社会产出最大化，也会选择有效率的制度。但处于统治地位的个人在政治上依赖于特定群体集团的支持，这些集团使政体生存下去。政策和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维持政治支持的手段。(25)所以政府和统治者权利必须受到制约，否则必然导致极权和腐败。诚如Lord Action的名言："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26)因此自由主义主张建立权力相互制衡的宪政政府，而非中央集权政府。

   （3）对人的思考。无论是对媒介还是国家的理解其实都是基于对人的认识的基础上的，对人的思考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个人主义至上，认为从本质上讲人是自私自利和自我依靠的动物，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促进者。而生存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理应归个人所有而不是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个人具有最高的价值，社会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个人利益和满足个人需求的(27)。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看来，人在本质上是社会的动物，往往要依靠团体的力量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强调集体行为、集体意志、集体利益。认为个人无法与社会分离，每个个人只有在其所属的社会群体中理解自己或被别人理解，因此政府剥夺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在有些时候个人的生存权和自由权也都归国家了。从两种意识形态对人本质的解释就能看出为什么中国现行的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是相互矛盾的，也能理解中国媒介规制在具体实施中为什么不顺畅，同样也能明白为何在中国会出现媒介寻租和腐败。人是自私的，不管他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共产党员、国有企业老总都一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往往会侵蚀集体利益，从这个层面上讲，约束人的制度比道德、人品更重要。其次，自由主义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能够自己选择、确定和实现自己的最佳利益，因此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自由市场；而共产主义则认为只有布尔什韦克和共产党才能领导人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过多地夸大了党的力量而忽视了理性的个人，将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抹杀了，无法形成现代公民意识。再次，古典由主义笃信消极的自由，即排除任何外在的约束的个人自主地选择，而现代自由主义追求积极的自由，个人要有利他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应是个人发展与人类进步的统一体；而共产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有限自由，是在现行法律、规定之下的自由。诚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但自由主义所讲的积极的自由包括个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基本参与权、产权、经营权等等又是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所必需的。实际上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因此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个人可以行使自己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又成了自由的威胁(28)。最后，自由主义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但人发展自己的机会是平等的，同时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而共产主义追求绝对平等，即结果平等。诚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私有财产的存在是不平等的源泉，因此只有彻底地消灭了私有财产，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的所有财富归大家共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而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私有财产不能取缔，但追求分配上的平等，崇尚福利社会。结果平等扼杀了个人的能动性、竞争力和创造力，同时会使社会交易成本加大，即人们会将时间和精力运用于拉关系、走后门等于权力交易的社会活动中而不是去参加生产活动，从而使社会总成本加大，社会总产出减少。

    五、结论

    中国媒介改革亟需在媒介制度上有所突破，而媒介制度变迁又是在放松规制思潮盛行、资本全球化和以公司经济为主体的国际背景下和资源、利益重新分配的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在这种多种变数的交织下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诱因会日渐复杂而多变，强制性制度变迁将会逐渐被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利益集团所打破，成为多种利益集团多重博弈的诱致性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资本利益集团特别是跨国公司必将与即得政治利益集团相互勾结，政府在制定规制时会出现被捕获的现象，被政治化很久了的中国媒介的公共利益角色又将受到新的侵蚀。因此中国媒介再制度化如何在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为制度变迁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媒介制度变迁有赖于中国整个制度系统的变革，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成功的政治制度都是国家最高行政首脑、精英和大众三重因素在政治制度中保持混合与均衡的制度，其中大众原则（民主）又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体现，比如罗马、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因此对于复杂多变的中国来说，好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多种原则、多种利益成分、多种社会群体、社会力量、社会意志的混合与均衡(29)，特别是民主原则的建构与完善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个人的崛起是在封建社会消亡之后、步入资本主义社会之时。人才开始为自己着想，从个人的角度思考自己，人性得到极大地解放，人的创造力和生产能力得以迅猛提高，这是自由主义的精髓所在，也是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发达的重要根源。中国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国家组织利益凌驾于个人至上的观念在毛泽东时代又进一步强化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意识逐渐苏醒，个人的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逐渐被重视起来来。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了宪法。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而关于人的基本理念的塑造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所在。个人的觉醒必然与国家观念的变革相联系，诚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得那样，对自由人而言，国家是组成它的个人的集体，而不是超越在他们之上的东西。政府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机构，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只是个人发展的一个手段和一种工具(30)。中国政府的国家理念同样需要变革，即政府由统治型、经济建设型向治理型、公共服务型转变。

引文出处及注释：

①②⑾胡正荣，后WTO时代我国媒介产业重组及其资本化结果—对我国媒介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闻大学，2003年秋。

③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制度变迁的两种主要模型，都是由制度不均衡引起的。前者变迁的主体是政府和国家，后者是个人或利益团体；但在现实中二者往往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国家的制度变迁中，比如在中国的制度变迁中时常会出现政府利益集团与非政府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性意见，即进而形成制度，也就具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参见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107-11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6月版。

④规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规制是指经济性规制，即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等手段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行为；广义的规制包括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及其他非正式规制。本文所讲的规制主要是从狭义的角度上来讲的。

⑤15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第379页

⑥徐光春，2003年12月22日在全国广播影视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⑦ Stiglitz,Joseph E,Economics,W.W. Norton of Company,Inc.1993.
⑧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Perspectives, Vol. 1, No. 5.
党的宣传部门全面负责媒体的政治内容；业务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理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出版总署管理报刊 、出版等等

⑨⑿ 媒介政策范式

⑩16Roskin,M.G., Political Science, 6ed,Prentice-Hall Inc., 1974,p267, p106

⒀(14)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第153、168、25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6月版。

17.王小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http://www.blogchina.com

(18)(19)何清涟，中国改革的得与失，http://www.blogchina.com

(20) (21) (24) (26) (27)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2nd,Macmillan Press LTD., 1998,p12,p131-132, p3-4，p40,p28.

(22)传播理论340

(23)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23-24

(25) Schultz, Theodore·W，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p10, India University Press,1978.

(28) (30)参见 米尔顿·弗里德曼，张瑞玉 译，资本主义与自由，绪论和第一章，http://www.ebook007.com

(29)李强，超越大众民主与权威主义 ——共和主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启迪，http://www.blogchina.com

第二章      发展与变革环境中的媒介政策和媒介规制

杨娜

第一节      媒介政策规制体系
1、  媒介政策制定的权限和程序

1)        媒介政策制定的权限机关（媒介政策制定的权限，媒介政策制定的权力机关）

2)        媒介政策制定的程序

3)        媒介政策的终止或撤消

2、  媒介政策的实施

1)        政策的公布和宣传（政策的公布、宣传和解释）

2)        政策的贯彻执行

3、  媒介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1)        相关专门机构的设置和职能

2)        监督政策执行的工作条例

4、  媒介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

1)        国家文化体制的根本方针

2)        媒介政策与国家宪法、法规相一致的原则

3)        媒介政策与国家文化政策、及其他有关政策相协调的原则

5、  媒介政策制定的客观依据 

1)        中国文化产业体制发展状况

2)        媒介的所有制形式及媒介职能的界定

3)        人民文化消费水平和文化消费结构

4)        文化市场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5)        媒介领域运作的客观规律

6)        国家的总任务和总政策以及其他领域的有关政策

第二节      媒介政策内容分析
（探讨媒介政策底线）

1、  媒介所有制

1)        广播电视台设立和审批管理

2)        《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

3)        《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

2、  媒介市场准入

1)        电视频率执照管理

2)        渠道管理（如卫星电视接收管理等）

3、  媒介技术

1)        基本技术规制

2)        有线电视技术

3)        数字化技术

4、  媒介竞争

1)        反不正当竞争法

2)        反垄断法

3)        著作权法

5、  媒介效率

1)        资源配置方式

2)        资本和资本运营

6、  媒介内容

1)        制作许可证制度

2)        制片创作生产管理

第三节      媒介政策的缺失和应对
（探讨在政策环境下媒介发展的机会）

1、  传播自由

1)        媒介市场结构

2)        传播参与者的市场行为

3)        传播的内容

2、  使用权

1)        个人及机构享用传播资源的可能性

2)        信息传播渠道市场

3)        内容和传播服务市场

3、  控制和责任

1)        控制：定义"公众利益"和"个人权利"

2)        责任：对媒介人员、行为和后果的保护

第四节      媒介政策的发展趋势

1、  外部环境变革对媒介政策制定的影响

1)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影响

2)        "十一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形式变化的影响

3)        资本化进程的影响

2、  媒介机构内部改革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1)        广播电视体制创新与发展的影响

2)        媒介整合的影响

3)        新兴媒介的影响

3、  政策决策机构与监督机构的发展分析

4、  政策内容的转变

1)        注释性政策向提供性政策转变

2)        封闭式政策向开放式政策转变

3)        但功能政策向多功能政策转变

刚看完《纽约时报》的报道，其标题是"面临压力，卡塔尔政府可能会出售‘半岛'电视台"。

看来美国真的要对半岛下手了，自从半岛从伊拉克战争中声名鹊起以来，美国一直是耿耿于怀。原因？很明显，半岛不听美国的话，多次反复播放拉登的录象，CIA甚至认为，拉登在屏幕上的一举一动，甚至是画面的背景，都是可能在向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发出进攻的命令。在伊拉克战争中，半岛密切关注，但是不是美军节节推进的胜利场面，而是伊拉克平民的死伤，一幅又一幅血腥的画面在阿拉伯世界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愤慨，美军在道义上陷入不利。从美国方面来说，战争中，美军把记者"嵌入"到军队当中，实际上是扼杀了记者的独立调查报道的能力，因为军方以安全为理由实际上控制了记者的行动，因此也就是记者难以掌握美军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信息。

但是半岛偏偏桀骜不逊，给美国对着来，美国人不想看什么，他们就播什么。当然，半岛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是来源与恐怖分子对与西方媒体的不信任，他们需要一家独立的阿拉伯媒体来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个时候半岛正好就出现了。通过不断抛出拉登录象带这样的"重磅炸弹"，半岛迅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同时也赢得了在阿拉伯世界较高的声望。阿拉伯人民把CNN,BBC这样的媒体看做是西方推行霸权的工具，而把半岛看成是自己的电视台。归根结底，媒介还是国家推行政策的工具，半岛总是发出和美国不和谐的声音，横在美国推行中东"民主化"的道路上，自然为美国所不容。

作为一家卡塔尔政府资助的电视台，半岛从创立之处就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资助，但是广告收入也在其运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从和美国交恶以来，美国联合西方盟国通过各种手段对半岛施加压力，致使广告商不赶在半岛投放广告，这样以来，半岛在资金方面自然捉襟见肘。在中东地区，卡塔尔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盟友控制下的一个不听话的电视台，美国政府恼火很自然了，因此一再想卡塔尔政府施加压力，最终，卡塔尔政府还是屈服了，开始考虑将半岛转卖。

这就是全世界唯一家敢和美国叫板的，有影响力的电视台的命运。

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的博士生王辰瑶关于2004年广播电视研究的综述。

"和2003年相比，2004年大陆的广播电视研究因为少了伊拉克战争、萨斯这样重大新闻事件的刺激而略显平淡，研究的话题也显然不如上一年集中。笔者在翻阅了数十种新闻传播综合学术刊物和广播电视研究的专门刊物后，大致按照涉及频率的高低，归纳出2004年度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十个热点问题，并采用关键词解读的方式加以评说......"

来源：中华传媒网

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xsjd_view.jsp?id=1881

一、 关键词：产业化

2003年被广电总局定为是"广播发展年"，2004年则被定为是"产业发展年、数字发展年"。在几经曲折之后，"产业化"终于不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了。04年和广电产业化有关的文章无不透露出春天来了的兴奋和乐观。一些学者撰文分析了从1979年我国媒介恢复广告经营活动开始的媒介产业化历程，指出媒介产业化大致要经过靠国家输血的"生存阶段"、脱离国家拨款，开始事业与产业剥离的"发展阶段"、开始向产业集团过渡并逐步向国际化标准靠拢的"成长阶段"之后，才能最终达到媒介事业部分与产业部分彻底剥离，媒介产业形成规模，积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成熟阶段"。[1]

广电产业化的最大障碍是如何在观念上犁清广电部门的性质，有学者把这一问题类比为90年代对姓"资"、姓"社"问题的讨论，其意不言自明。在历年对事业属性、产业属性界定和关系讨论的基础上，04年的研究又有所深化。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传媒业不是双重属性而是三重属性：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于一身 [2]。把原先的事业属性分化为机关和事业单位两类，显然是要在直接的政治宣传之外另辟出一块以满足公益事业为主要目的的相对独立空间。按照电视传播的不同功能，建立"政府台"、"公共台"和"商业台"并行不悖的模式应是一种可行的模式，当然其前提是保持中国电视性质不变、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变。[3]

舆论导向和产业经营要双赢 [4]已经是人所共识，但关键是如何协调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解决不好，理论上美好的构想就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不像事业的局面。已经有学者指出媒介实际的运作旨向不能和产权完全划等号，我国电视媒体是绝对的公有公营，但有些电视台商业化的程度比国外私人商业电视台的还要高。 [5]有意思的是，在讨论如何产业化的问题上，管理部门甚至比学界和业界更加"激进"。广电行业中不同性质的部分要剥离，如何剥离？在阵痛较小的分拆剥离（即将一个台里可经营性资产单独剥离出来，进行企业转制，但还是归属台领导）仍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来自广电总局内部的声音已经指出这种改革办法的不彻底性，并明确提出要实现可经营广播电视频道频率整体剥离的长远目标 [6]。

此外，04年有关广电产业化的讨论中，实行广电机构内部的人事改革也是热点之一，这说明无论业界学界都看到，产业化是一项系统的改革，必须要多个因素的合力才能让广电产业迈上良性发展的快车道，否则只能是把"挂牌"当成"翻牌"而已。

二、 关键词：数字付费时代

在政府管理部门的强力推进、业界学界的热切欢呼之后，数字付费电视在2003年就已经显现出"热起冷动"[7] 的尴尬。04年，有关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就更多地带有一些保留、疑虑和观望。

首先，对数字付费电视"进"、"退"两难的现状有了更多理性的分析。一方面数字电视技术与付费频道运作理念的结合，能够给长期以来完全依赖广告份额的电视产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在2003年电视广告增幅不敌广播和报纸的情况下，数字付费电视这一蛋糕自然更加诱人；但另一方面，中国电视观众长期养成的免费收视习惯、内容瓶颈和推广成本太高等问题 [8]又使得数字付费电视裹足不前，似乎陷进了一个退不舍，进不易的怪圈。

04年的研究在对数字付费电视的艰难处境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尽管对如何走出这一怪圈还鲜有操作性很强的意见，但一些针对受众的调查却让人对推进中国数字付费电视有了新的思路。例如，广电部门对全国大中城市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74％的城市居民愿意为享受数字电视付费，东部发达地区城镇有限电视用户愿意每月支付30－50元来收看付费电视，但前提是节目内容能够吸引人。[9] 一些城市在推广数字付费电视的过程中采用免费赠送机顶盒的办法，也较快打开了局面。可见，在成本、观念和内容三个掣肘因素中，内容是最为关键的。

如何提供能吸引人的内容？有人提出是否可以仿照国外的做法，提供免费频道中看不到的内容如某些场次的体育比赛、大量的电视剧和成人节目，即"打擦边球"。[10] 但中宣部和广电总局已经多次强调，数字电视不是单纯性的业务工作而是具有很强政治意义的工作。数字付费电视能有什么样的内容不能不考虑到政策和国情，因而无法照搬国外的经验。此外，在对国外数字付费电视频道的越来越多的介绍中也不难看出这样的信息：付费电视并不是灵丹妙药，即便在传播体制相当成熟的发达国家，付费电视的发展也面临许多问题。

数字电视是一种不同于模拟信号传播的新的技术手段，而付费电视则是相对于免费电视而言的新的运营模式，两者是分属不同类别的概念。在近两年的研究中，一提数字电视马上就会伴生出付费电视的概念，这固然和数字技术大大拓宽了频道资源，给频道专业化、付费化提供了基础有关，但在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某些概念的混淆与误读有关。尽管，广电总局在《中国广播影视业的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数字电视是公益性事业，属于政府行为。付费电视是商业性行为，属于企业行为。[11] 可是却很少能看到如何在数字化时代保护受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的文章。

三、 关键词：省级卫视

在经历了上星扩张的"热浪"和同质竞争的"寒流"之后，04年有关省级卫视的话题开始更加冷静地思考省级卫视面临的现实处境并积极寻求可能的出路。"突出重围"、"大变脸"、"改版年"、"战略决策"等成为这一年用在省级卫视身上最多的词汇。

首先，研究者对省级卫视的优势和局限都看得比较清楚了。一方面，省级卫视与央视各上星频道具有同等的覆盖力，而省级卫视的广告价位明显低于央视价位，这当然给省级卫视争得了弹性极大的发展空间。[12] 另一方面，省级卫视又遭受着中央电视台和城市电视台的"上挤下压"，很难形成明确的受众定位。 [13]省级卫视自身形象模糊，这自然也就造成了百台一面、同质化竞争的局面。

面对前两年呼声很高的"专业化"口号，已有研究者指出，在现有体制下省级卫视是不可能实现专业化的。省级卫视节目的趋同源于它们功能的趋同，体制的原因决定了每省唯一的上星频道必然得走综合化的道路。[14] 尽管湖南卫视和安徽卫视在娱乐与电视剧方面抢先一步，但它们的成功算不上特色，因为那都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回过味来的其它省级卫视也会把政宣新闻＋娱乐影视的内容模式作为的必然之选。

在这种情况下，省级卫视若想有所作为，走区域经营、跨省联合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式，仍是众说纷纭。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在自然形成的文化圈和经济圈的基础上实行跨省联合，不要固守本省，而是要在锁定区域的基础上，兼顾全国。[15] 曾有学者提出要把西部12家卫视以跨省联合的方式组成西部卫视集团，这一想法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置疑。他们认为即便通过简单行政捏合起来一个巨大的西部电视集团，也会因为种种掣肘因素而无法成长为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16] 还有学者指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成立一个"与中央电视台有别、却同样规模的国内传播机构"，这个由"地方广播电视机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共同成立的、因而具有了某种权威性和份量的全国性卫星广播电视公司向全国人民提供具有地方优势的、专业化的,因而是具有某种竞争力的配套节目体系" [17] 。这样做既可以发挥众省之长，形成规模效益，又可以打破央视垄断，造成良性竞争，应该说这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

四、 关键词：民生新闻

从综艺热到谈话热再到真人秀热，电视节目品种总给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两年的感觉。从去年开始，热点似乎就转到了地方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上。以关注当地百姓生活、采用灵活报道手段为特征的民生新闻不仅让推出这些栏目的频道赚了个盆满钵满，也引发了学者对民生新闻的强烈兴趣。

民生新闻到底是什么？迄今尚无一个明确的定义，人们对民生新闻这一约定俗成称谓的了解主要来自湖南经视都市频道《都市－时间》、江苏台城市频道《南京零距离》、南京台新闻综合频道《直播南京》、安徽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等栏目的感性经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显出了新闻理论往往跟在实践后面跑而且还经常跟不上的尴尬。通过研究者对所谓民生新闻的描述，大致可以归纳出民生新闻的如下特征：内容上关注"日常状态下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及所想所惑"，表达上"新闻体裁和文学体裁的特点发生融合，常常并不严格按照新闻的结构来表达，语言带有一定的文学色彩或更加口语化"。[18] 也有学者认为，民生新闻与其说是一个关于新闻体裁样式的专业性概念，毋宁说它是一种针对新闻媒介和记者实践活动的价值取向。[19]

对民生新闻现象的解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话语。一种是本土化话语。认为民生新闻是地方电视台运用本土化、本地化策略在央视新闻的强大压力下突出重围的成功尝试；一种是平民化话语。认为向受众回归是中国电视改革10年来的大趋势，而以民为本，关注日常生活琐事的民生新闻的出现不过是这一趋势的深化和发展；[20] 第三种是民主化话语，这是研究者们对民生新闻提出的一个比较高的期许。有研究者提出，民生新闻的未来是否可以建构为市民公共领域，能否成为民主进化的助推器。[21] 亦有研究者指出，以新闻推动公众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作为新闻业的理想目标，民生新闻只是一个开端，但这一开端会随着社会转型和中国媒介改革的双重进步而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22]

此外，对于民生新闻是否会出现庸俗化、娱乐化、报道平面化等问题，研究者们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电视新闻的平民化追求不能成为庸俗化、游戏化的档箭牌 [23]，民生新闻不应被资本逻辑腐蚀等看法成为共识。

五、 关键词：方言现象

2004年另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是方言在电视屏幕上的走俏。先是2004年1月1日，杭州电视台西湖频道推出了一档用杭州方言说新闻的节目《阿六头说新闻》，收视率超过11％，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新闻界的一个收视奇迹。[24] 紧接着，西湖频道又推出用绍兴莲花落方式播报新闻的《你说我说》。2004年，美国卡通片《猫与老鼠》的各种方言版在地方电视台热播，《猫和老鼠》方言版的VCD、DVD光盘也在各地音响商店畅销。10月18日，许多门户网站和报纸都刊发了广电总局"叫停"用方言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的通知，理由是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用地方方言译制的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有违广播电视推广使用普通话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一时间，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方言能不能该不该挤上电视的大众传播车道，就成为04年广播电视研究中一个吵吵嚷嚷的话题。

赞成在电视节目中使用方言的一方认为，方言也是一种语言，和普通话在本质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影视作品固然有推广普通话的使命，但也有维护民族文化的责任。因而对方言节目没有必要"赶尽杀绝"。[25] 对于《阿六头说新闻》这样的方言新闻栏目，有的学者指出在一定人群、一定场合使用杭州话和国家整体上推广普通话的大势并不矛盾，这样的方言栏目不失为保护杭州话的一种载体。[26]

反对一方则认为，用方言土语播新闻是对发扬地域特色和本土化的"误读"。其危害不仅在于触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消解了大众媒体的语言示范功能，而且对"分众化"的偏狭理解容易造成族群歧视和族群撕裂，狭隘的地域文化观也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保护方言和地方文化也有很多方式方法，但不宜使用作为大众性文化载体和社会公器的广播电视来保护方言。[27]

无论正方反方，最终都是打出了文化牌。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电视屏幕上带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成为一道独特景观，这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醒？但这种自觉自醒如何才能不违背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不损害大众媒体的公共性？看来，这个话题还可能再继续争论下去。

六、 关键词：电视与儿童

2004年3月31日，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开办少儿频道的通知》，要求中央电视台要进一步办好少儿频道、各地要切实抓好央视少儿频道的落地工作，省和副省级城市电视台要创造条件逐步开设少儿频道。在政策的"催化"下，04年广播电视学刊上也出现了不少和电视与儿童相关的文章。

概括起来，这些文章主要表现为如下两类：一类是从理论上探讨电视对儿童（未成年人）成长的影响。国外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开展得很早，也比较成熟，但引介过来的并不多，而04年国内自己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薄弱。研究者认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远远超出青少年平时积累的生活经验，因而电视具有"温室效应"，能使孩子开阔视野，促使其心智早熟。但由于儿童很少预存立场，自我防御和识别能力差，往往对电视里的事深信不疑，暴力、商业化、性已成为电视媒体对少儿危害最深的内容。[28] 另一些研究者通过对我国小观众的受众调查，分析了电视对儿童发展具有的多方面影响。电视要想对儿童身心发展发挥正面作用，关键在于儿童收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和如何收看电视节目。[29] 在少年儿童大量接触电视已经成为事实的前提下，如何合理引导，让广播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研究者的一个普遍共识，这也是第二类文章主要关注的内容。例如，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和《现代传播》杂志举办的"未成年人青春期教育与电视传媒座谈会"上，研究者们指出，目前青少年获知信息的渠道丰富多样，大众媒体不能再被动沉默下去了。电视也不要动不动摆出一副教育者的姿态，应该多关注少年儿童自己的意愿，以儿童为主体，而不是把成人的想法强加给他们。[30]

和少儿电视相比，少儿广播更是处于低谷，但一些研究者从广播的特性入手，指出少儿广播仍然有可开掘的发展空间。比如，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空墙效应"更有利于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升学压力繁重的青少年很少有时间从容地看电视，但便携的广播却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舒缓压力、倾诉感情的地方。[31]

七、 关键词：对农传播

对农电视、农业电视、对农广播，这些在大众传媒实践中处于绝对边缘的词汇，在2004年的广播电视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现象。

首先，研究者严肃地指出了我国大众传媒（主要是电视）上对农报道的极度匮乏，与我国9亿农业人口的基本国情极不相称。例如，在全国省级电视台中，对农专业频道只有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对农电视专栏节目不足20个 [32]。而更加让人担心的是，对农电视节目在包括央视在内的大多数电视台中的比重都在相对下降。作为一个节目品种，农村电视节目正在逐渐衰退。

其次，研究者多能站在我国电视传播体制性缺陷的高度来分析最广大的"大众"反而成为"失语者"的根源。有研究者不无辛辣地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挣脱了单一意识形态指令的中国大众传媒，在并不十分成熟的市场机制中，以传统体制赋予的巨大资源优势，极力追逐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他们常常将信息资源交由市场规则来进行分配，忽略自身应承担的除经济创收以外的其他社会责任。" [33]

第三，少量研究运用抽样调查等方式，对农村受众和农村节目的收视情况进行了分析。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例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上刊登的两篇对农村受众进行调查的文章都指出，电视是农村受众获取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但农村电视节目的有效性却不容乐观。节目看不懂、离实际太远、播出时间和形式不好等因素制约了本就为数不多的农村节目的传播效果。与传播者的传统看法不同的是，农民看农业节目的首选目的并非是学习实用技术，他们更希望通过农业节目了解到有关的政策信息和市场信息。[34] 不过，这些调研由于样本选择比较随意，尚难得出对我国农村受众的整体性认识。

最后，一些对农电视、对农广播如全国首家面向"三农"的专业广播——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频道、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和吉林电视台乡村频道（省级卫视中只此两家开办了对农频道）的从业者们撰文介绍了他们在工作中的体会。主要可概括为：要结合农村变化了的实际情况，真正贴近农民搞好农村报道，不能简单地唱"四季歌"；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大众传媒大打都市牌的今天，要有勇气和魄力把根扎到农村去等等。[35] 但这些来自第一线的文章显得比较浅，基本停留在业务总结和责任奉献的道德层面上，至于如何把对农电视、对农广播真正做起来，恐怕还需要学界和业界更为系统的调研和理论指导。

八、 关键词：公共频道

2004年第5期的《南方电视学刊》做了一个名为"公共频道两周岁"的主题策划。策划者称，此主题的目的是检省2002年起因行政命令而纷纷上马的省级电视公共频道的生存状态，并借机审视对"公共"概念的认识。从这个策划的内容及其他学刊上的相关文章来看，对这一话题的研究，"借机"的意味是相当明显的。

对大陆"公共频道"的介绍主要来自在这些频道内工作的人士，介绍本身也多带有经验总结的性质，并且都集中在频道的成功营运管理上，如大搞活动经济树立频道品牌（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36] 、强化广告运营，提高经济效益（广东电视公共频道）[37] 等。而对于"公共频道"之所以为"公共"，和"公共频道"的内涵究竟应该是什么则甚少涉及。

反之，学界对这些因政策要求而蜂拥产生的省级公共电视频道则有比较清醒冷静的评价。一方面，学者们含蓄地肯定了成立公共频道的意义，认为"‘公共频道'概念和实体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电视功能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是中国公共电视的先声，更是中国公共领域不断扩大的反映"[38] 。但另一方面，学者也明确指出，大陆目前的"公共频道"与西方的公共电视是根本不同的。广电总局要求（1999年和2002年两次下发关于开办公共频道的文件）在全国范围内开办省级公共频道，其目的是为缩减市县两级庞大的播出机构，"由省级电视台制作一套公共节目供所辖各县电视台播出，从中空出一定时段供县级电视台播放自己制作的新闻和专题节目"。[39] 由此可见，目前公共频道的"公共"实质上是"共用"，这和具有比较确定涵义的、基于"公共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公共电视"确有一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此外，从学界和业界的不同旨趣的文章也能看出，学界公认的公共电视的特征如不以盈利为目的、独立于政府的直接管理和商业企业、保护民族优秀文化、建设政治公共领域、服务于弱势群体等和我国有些公共频道所宣称的以播出影视剧为主、强化广告运营的频道定位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也说明，目前我国的公共频道和西方的公共电视实在是大异其趣的。

尽管本质上不同，但既然同冠以"公共"之名，公共频道还是引起了人们对公共电视的遐想、比较和追求，借这一机会，出现了不少介绍西方公共电视的学术文章。与前些年对国外著名公共电视机构纯介绍性质的文章相比，04年有关公共电视的研究更加深入。一方面，从学理上犁清了公共广播电视存在的理论基础，认为公共广播电视在全球化时代仍然不可替代，缺少"公民社会"最终会导致社会基本结构的解体； [40] 另一方面则运用制度比较等方法分析了西方公共电视的不同类型 [41]、并较为客观地分析了西方公共电视遇到的困境和应对的措施 [42]，让人们看到了有关西方公共电视的一个更为清晰的图景，尽管这一图景还远称不上系统和完整。

九、 关键词：移动电视

2004年6月1日起，经常乘坐公交车的北京居民惊喜地发现，公交车上也能看电视了。首批1000辆装有移动电视接收设备的公交车行驶在北京各主干道上，每天大约可以影响343万乘车市民。[43] 移动地面数字电视技术基于数字移动电视发射机、高清液晶电视、机顶盒、接受天线等设备，可以在公交、地铁、城铁、小轿车等交通工具上播放电视节目，科技含量较高，目前只有新加坡在这方面有较成熟的操作经验。

移动地面数字电视和有线数字付费电视一样，都碰到了能不能以内容吸引观众的问题。国内提供移动地面数字电视服务的先行者们多能考虑到移动电视与众不同的收视环境和收视心理，为乘客观众贴身打造节目内容。如，北广传媒移动电视有限公司针对北京居民平均乘车时间为40分钟的特点，推出了"黄金一小时"的节目布局原则，以新闻、资讯和娱乐节目为主，在编排上实行周循环错位滚动播出，让在固定时间乘车的观众可以看到不同的节目。 [44] 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省级数字移动电视频道——广东数字移动电视频道也在04年底正式开播，在受众调查的基础上，他们提出的频道定位是"新闻＋资讯＋服务"。[45] 有研究者认为收视环境的嘈杂使得移动电视宜看不宜听，应开发耐看不耐听的节目品种，如魔术、杂技、哑剧等。[46]

作为又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有学者认为移动数字电视宣布了广播，尤其是交通广播将走向衰落。[47] 移动电视的垄断传播、强制接受等特点，使得它对广告主的吸引力极大，公共交通工具上将是移动电视的一统天下。而在目前交通广播独占鳌头的私家车和出租车上，司机们的需求也会让位给乘客的需求，毕竟视听双通道的电视比单一渠道的广播要更有吸引力一些。

十、 关键词：活动经济

与报纸策划引起了广泛争议相比，电视台近年来大张旗鼓策划的各类大赛、评比等媒介事件不但少闻异议，而且被当作电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受到了不少热情的欢呼。个中原因恐怕与报纸一向被当作新闻纸（尽管在厚报时代新闻的内容已经不足几分之一了），而电视在本质上被看作娱乐工具的传统认识有关。"活动经济"成为04年广电研究中又一个受到关注的热点话题。

与此相关的文章几乎一边倒的是对电视台大办"活动经济"、办好"活动经济"的经验总结。例如，《电视研究》2004年第7期推出的"本期话题"就是《大活动促发大活力——中国电视媒体大做"活动经济"文章》，文章认为央视每年举办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央视在04年共举办了42项大型活动，平均每个月就有3－4项。央视活动经济的成功也引来许多省级电视台的效尤。例如，广东电视台着力打造"美在花城"广告新星大赛，宣称要搞"姿本经营"，要让选美成为电视产业经济的新亮点等。[48]

相对于业界的兴奋，学术界对电视活动经济的态度则比较低调。有的研究者含蓄指出了电视选美的男权倾向、电视活动背后体现出的话语霸权 [49]等，但这种学术上的指认多少也透露出面对强大的市场逻辑颇感无奈的心态。

十一、 小结

04年广电研究中其它受关注较多的话题还有：凯利事件引发对BBC公信力及其管理体制的思考、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操作理念和叙事手段等等，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了。04年广电研究的话题虽然比较散，但就其研究本身而言，却既有某些比较稳定的特征，又呈现出一些新的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多元研究立场之间缺乏有效沟通。04广电研究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逻辑——市场资本逻辑和社会公益逻辑。通过对上述十大关键词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两大逻辑的制衡与博弈往往并不在同一问题内展开。前者在主流研究课题中处于绝对上风，而后者往往只能通过"对农传播"这样的边缘性课题寻找一点生存的空间。两大逻辑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是否会让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急功近利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怨天尤人自说自话？恐怕还值得研究者深思。

二是已开始注意到科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但大量的文章仍然停留在重观点、轻证据的层面上。少数使用实证方法做出的研究报告也存在着样本选择随意、操作程序不够规范等问题。与新闻传播其它领域的研究文章相比，广电研究在方法的规范上显得更弱一点。

三是实践拖着理论走的现象依然存在。04广电研究中的大量文章都是业内人士执笔或由业界出面，就某一前沿现象召开研讨会，组织一批专家发言的形式出现的。密切关注实践动态，理论联系实际，这本无可厚非。但一个成熟的理论观点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酝酿，也必须和风云变幻的业界动态保持必要的距离。像现在这样，实践界出了一种新现象，马上就涌出一批"理论"文章的情况恐怕也未必能真正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更惶论产生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理论成果了。

注释：

[1] 黄升民 《先行者的苦恼与思索———试析广播媒介的产业化经营》， 《现代传播》，2004年第3期

[2] 李良荣 《中国传媒业的性质定位和制度创新》，《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

[3] 王瑞林 张斌 《重构中国电视发展格局的思考》，《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

[4] 曹倩 《电视传媒产业发展浅析》， 《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

[5] 郭镇之 《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6] 陈共德 《如何股份制？如何剥离？如何产权改革？——澄清广电产业化的错误认识》， 《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7] 陆地 《2004：中国电视产业大解码》，《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1期

[8] 刘惠婷 彭睿 《付费电视：想说爱你不容易》，《新闻前哨》，2004年第7期

[9] 贺庆 《付费电视看什么》，《传媒观察》，2004年第7期

[10] 同上

[11] 朱虹 《中国广播影视业的改革与发展》， 《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12] 南言 尹磊 《媒体突围：论卫星频道的特色化经营》，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13] 刘智 《省级卫视 赢在战略》， 《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14] 郭镇之 《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15] 张立伟 《跨省联合：省级卫视的战略突围》，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8期

[16] 刘海霞 蔡尚伟 《质疑西部卫视集团的可行性》，《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17] 郭镇之 《关于建立省际卫星传播公司的建议》，《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18] 李舒 胡正荣《"民生新闻"现象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19] 陆晔 王硕 候宇静 《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第一时间》与地方电视新闻发展前瞻》，《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

[20] 孟建 刘华宾 《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理论阐释——以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7期

[21] 同上

[22] 陆晔 王硕 候宇静 《突破从"民生新闻"开始——《第一时间》与地方电视新闻发展前瞻》，《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

[23] 时统宇 《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民生新闻"——《都市－时间》的有益启示》，《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24] 张建民 李哲莹 《研讨，从<阿六头说新闻切入>——全国电视地域新闻表达方式研讨会综述》，《新闻实践》，2004年第11期

[25] 《方言也是语言》，大众网－齐鲁晚报http://www.dzwww.com/yule/yulepinglun/t20041022_223929.htm

[26] 顾芳芳 韩燕 王健 《用杭州话说新闻——城市电视台新闻本地化的思考》，《新闻实践》，2004年第4期

[27] 邵培仁,李　雯 《语言是桥也是墙——对方言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疑虑与拷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28] 陈昌凤 《电视媒体对未成年人的影响》，《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

[29] 沃建中 《电视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电视研究》，2004年第1期

[30] 张国涛 颜泽玉 《发挥电视优势 加强未成年人青春期教育宣传》，《现代传播》，2004年第4期

[31] 李晓冰 《少儿广播的发展与未来》，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10期

[32] 黄鸣刚 边吟 《农村电视节目缺失现象的思考》，《电视研究》，2004年第8期

[33] 同上

[34] 吴志斌 陈青 《农业电视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山东农村相关收视调查说起》，《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辛明 《社会变迁并未使农户远离农业节目——农户收视农业节目样本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6期

[35] 朱志军 《深化电视新闻的为农报道》， 《岭南视听研究》， 2004年第5期； 邢玉琳 《创办全国首家专业农村广播的理性思考》，《中国广播》，2004年第1期

[36] 时雪莹 《现代电视媒体经营策略初探——以河南电视台公共频道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37] 张志斌 《浅析公共频道的营运管理》，《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38] 陆地 《中国的公共频道离公共电视有多远？》，《南方电视学刊》， 2004年第5期

[39] 国家广电总局 《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限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9月17日转发）

[40] 吴靖 云国强 《公共广播电视与公共性——概念的澄清与梳理》，《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41] 见 梁宁 《英、日、法三国公共电视财税体制及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42] 见 倪燕　赵曙光 《西方公共电视的节目评估：收视率悖论》，《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2期

[43] 江洁红 《开创移动收视新时代——北京移动电视的发展与前景》， 《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4期

[44] 同上

[45] 彦风 梁满收 《迎风起舞——广东数字移动电视解析》， 《南方电视学刊》， 2004年第4期

[46] 金希章 《公交移动电视的长与短》， 《广播电视研究》，2004年5-6期

[47] 刘君 《移动电视"侵入"广播的无竞争空间》， 《南方电视学刊》， 2004年第4期

[48] 潘瑞平 陆青 《从"美在花城"走到"姿本经营"》，《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第2期

[49] 郑世明 《文化命名权的搬演———央视大赛策略解读》，《现代传播》，2004年第2期

Under Pressure, Qatar May Sell Jazeera Station

from New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05/01/30/international/middleeast/30jazeera.html?pagewanted=all&position=

Under Pressure, Qatar May Sell Jazeera Station

By STEVEN R. WEISMAN

Published: January 30, 2005

ASHINGTON - The tiny state of Qatar is a crucial American ally in the Persian Gulf, where it provides a military base and warm support for American policies. Yet relations with Qatar are also strained over an awkward issue: Qatar's sponsorship of Al Jazeera, the provocative television station that is a big source of news in the Arab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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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Defense Secretary Donald H. Rumsfeld, Secretary of State Condoleezza Rice,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Colin L. Powell and other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complained heatedly to Qatari leaders that Al Jazeera's broadcasts have been inflammatory, misleading and occasionally false, especially on Iraq.

The pressure has been so intense, a senior Qatari official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ccelerating plans to put Al Jazeera on the market, though Bush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counter that a privately owned station in the region may be no better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We have recently added new members to the Al Jazeera editorial board, and one of their tasks is to explore the best way to sell it," said the Qatari official, who said he could be more candid about the situation if he was not identified. "We really have a headache, not jus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ut from advertisers and from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ked if the sale might dilute Al Jazeera's content, the official said, "I hope not."

Estimates of Al Jazeera's audience range from 30 million to 50 million, putting it well ahead of its competitors. But that success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profitability, and the station relies on a big subsidy from the Qatari government, which in the past has explored ways to sell it. The official said Qatar hoped to find a buyer within a year.

Its coverage has disturbed not only Washington, but also Arab governments from Egypt to Saudi Arabia. With such a big audience, but a lack of profitability, it is not clear who might be in the pool of potential buyers, or how a new owner might change the editorial conten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have been nervous to talk about the station, being sensitive to charges that they are trying to suppress free expression. Officials at the State and Defense Departments and at the embassy in Qatar were reluctant to comment. However, som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cknowledged that the well-publicized American pressure on the station - highlighted when Qatar was not invited to a summit meeting on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last summer in Georgia - has drawn charges of hypocrisy, especially in light of President Bush's repeated calls for greater freedoms and democracy in the region.

"It's completely two-faced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try to muzzle the one network with the most credibility in the Middle East, even if it does sometimes say things that are wrong," said an Arab diplomat. "The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working with Al Jazeera and putting people on the air."

In fact, since the Iraq war, Mr. Powell and even Mr. Rumsfeld have been interviewed by Al Jazeera, though Mr. Cheney and Mr. Bush have not. But when the interim government of Iraq kicked Al Jazeera out of the country last Augus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uttered little criticism.

The administration's pressure thus encapsulates the problems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term for the uphill efforts by Washington to sell American policies in the region.

Som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cknowledge that their "public diplomacy" system is fundamentally broken, but there is disagreement on how to fix it. Two years ago, the United States launched its own Arab television network, Al Hurra, but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y it has yet to gain much of a following.

Among the broadcasts critic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ere repeated showings of taped messages by Osama bin Laden, and, more specifically, the reporting early last year, before Al Jazeera was kicked out of Iraq, of the journalist Ahmed Mansour, that emphasized civilian casualties during an assault on Falluja. The network also reports passionately about the Palestinian conflict.

Some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that Mr. Mansour was subsequently removed from that assignment, but a spokesman for Al Jazeera in Qatar, Jihad Ballout, said that was "utterly false." He said Mr. Mansour's two public affairs shows were still on the air.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say debates within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over what to do about Al Jazeera have sometimes erupted into shouting matches.

"One side is shouting, 'We have to shut them down!' and the other side is saying 'We have to work with them to make them better,' " said an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who has taken part in the confidential discussions. "It's an emotional issue. People can't think of it rationally."

Part of the problem, that official said, is that much of what Al Jazeera does to inflame emotions over Iraq is standard fare on cable television, like endless repetition of scenes of civilian deaths. There have been occasions when Pentagon criticism focused on images that were also running on CNN and other stations at the same time, he said.

American officials have also charged that Al Jazeera has shown up suspiciously quickly after bombing attacks in Iraq, and they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network's correspondents may have been tipped off in advance. But the administration official said recently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for such a charge and that it was no longer repeated, though it had not been formally withdrawn.

Al Jazeera officials denied that there had ever been any such collusion, noting that they have not had crews in Iraq since August in any case. They also said that they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get American comment for stories and that they often broadcast briefings of Pentagon officials and Mr. Rumsfeld's news conferences.

"We understand that Americans are not happy with our editorial policies," said Ahmed Sheikh, the network's news editor. "But if anyone wants us to become their mouthpiece, we will not do that. We are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and we have never gotten any pressure from the Qatari government to change our editorial approach."

Leading the discussion with Al Jazeera, American officials said, was Ambassador Chase Untermeyer in Qatar and his press spokesman, but both declined to be interviewed. Mr. Sheikh said that he had heard complaints from them about incorrect information but that Al Jazeera "never puts anything on the air before we check it."

A recent decree from the emir of Qatar, Sheik Hamad bin Khalifa al Thani, said Al Jazeera would be converted to a privately owned "company of participation," which Mr. Ballout, the station spokesman, said would most likely be owned by shareholders in the Arab world. But little has happened since then, and now new people have been put on the board to facilitate its sale.

Mr. Sheikh said that Al Jazeera's budget last year was $120 million, including a subsidy of $40 million or $50 million from Qatar. Mr. Ballout said one reason for the shortfall was that businesses were afraid to advertise because of criticism they might get from Arab governments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 feel aggrieved that Al Jazeera's popularity has not been rewarded with the advertising it deserves," said Mr. Ballout. "The merchant families in control in the Persian Gulf feel they cannot sustain their position if they are not part of the status quo."

An American official noted that Al Jazeera had not only alienated the United States but had also angered officials in Saudi Arabia, Iran, Egypt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by focusing on internal problems in those nations. "They must be doing something right," he said.

今天在搜狐上看到一篇报道：《伊朗称美军如果入侵 将重蹈当年救人质惨败覆辙》。

"我们不怕美国威胁"

　　在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披露美军别动队秘密潜入伊朗活动之后，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在多位美国高官接连对伊朗施以威胁之后，伊朗情报部长阿里·尤谢尼1月23日向华盛顿做出回应，表示白宫对伊朗发出的军事威胁只是心理战术，而不是现实威胁。

        情报部长

　　"没觉得伊朗面临威胁"

　　伊朗情报部长阿里·尤谢尼表示，美国近来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不过是一场骗局，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那华盛顿将会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他说："美国人是很蠢，但他们还没有蠢到重演他们在塔巴斯所犯同样错误的境地。"伊朗官方通讯社解释说，尤谢尼部长所指的是1980年美军那次失败的伊朗大使馆人质解救行动。

　　对于《纽约客》的报道，尤谢尼部长也予以了驳斥。他说："（作者赫什）这个人疯了，他以为伊朗国内是一片混乱，任何人想要潜入我们国家，都能轻易得逞。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美国人早就能让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尤谢尼甚至透露，伊朗三年来对于美国的阴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外交部发言人

　　"攻伊朗会让美更孤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塞菲也在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伊朗一直认为是以色列在决定美国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在美国的势力非常强大。"

　　不过，伊朗相信，如果真的发动军事进攻，美国将得不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支持。

　　阿塞菲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来保卫自己，所以我们没有觉得面临什么威胁或是危险，我们认为美国方面的说法不过是心理战而已。我们认为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除非有人想要犯下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所有这些叫嚣，不过是美国人要打一场文化和宗教战争的证据。其结果只会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孤立。"

　　此前曾有报道称，伊朗军方在境内击落的不明飞行器上发现了间谍装备。对此阿塞菲拒绝做出评价，不过他也反驳了《纽约客》的说法，称美军特种部队没有进入伊朗侦察。他说："我们倒是非常希望美国特种兵们能进入伊朗，到时他们就会像小鸡一样，被我们的老鹰（军队）很快拿下。"

　　伊朗官方通讯社还援引阿塞菲的话说，伊朗方面早就发现美军飞机进入伊朗上空飞行，这只是"美国人开展的间谍行动的一部分"，"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阿塞菲同时警告说，美方如有任何行动，伊朗就将做出相应的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上周曾表示，连任后不排除对伊朗可疑的核武项目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副总统切尼更是在布什连任之时明确表示："环顾全球那些潜在的麻烦地区，伊朗就列在头一个。"就连赖斯都在就任国务卿之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绝不只是核问题，而且美伊之间想谋求共识非常困难。 陈凡（中国日报特稿）

        情报部长

　　"没觉得伊朗面临威胁"

　　伊朗情报部长阿里·尤谢尼表示，美国近来对伊朗的军事威胁不过是一场骗局，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美国袭击伊朗，那华盛顿将会发现自己犯下了一个大错误。他说："美国人是很蠢，但他们还没有蠢到重演他们在塔巴斯所犯同样错误的境地。"伊朗官方通讯社解释说，尤谢尼部长所指的是1980年美军那次失败的伊朗大使馆人质解救行动。

　　对于《纽约客》的报道，尤谢尼部长也予以了驳斥。他说："（作者赫什）这个人疯了，他以为伊朗国内是一片混乱，任何人想要潜入我们国家，都能轻易得逞。如果这是真的话，那美国人早就能让自己的阴谋得逞了。"尤谢尼甚至透露，伊朗三年来对于美国的阴谋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外交部发言人

　　"攻伊朗会让美更孤立"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塞菲也在同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伊朗一直认为是以色列在决定美国的政策，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在美国的势力非常强大。"

　　不过，伊朗相信，如果真的发动军事进攻，美国将得不到任何国际社会的支持。

　　阿塞菲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足够强大的能力来保卫自己，所以我们没有觉得面临什么威胁或是危险，我们认为美国方面的说法不过是心理战而已。我们认为美国发动袭击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除非有人想要犯下一个非常大的战略错误......所有这些叫嚣，不过是美国人要打一场文化和宗教战争的证据。其结果只会让美国人变得更加孤立。"

　　此前曾有报道称，伊朗军方在境内击落的不明飞行器上发现了间谍装备。对此阿塞菲拒绝做出评价，不过他也反驳了《纽约客》的说法，称美军特种部队没有进入伊朗侦察。他说："我们倒是非常希望美国特种兵们能进入伊朗，到时他们就会像小鸡一样，被我们的老鹰（军队）很快拿下。"

　　伊朗官方通讯社还援引阿塞菲的话说，伊朗方面早就发现美军飞机进入伊朗上空飞行，这只是"美国人开展的间谍行动的一部分"，"没什么新鲜的东西"。阿塞菲同时警告说，美方如有任何行动，伊朗就将做出相应的反应。

　　美国总统布什上周曾表示，连任后不排除对伊朗可疑的核武项目发动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副总统切尼更是在布什连任之时明确表示："环顾全球那些潜在的麻烦地区，伊朗就列在头一个。"就连赖斯都在就任国务卿之前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绝不只是核问题，而且美伊之间想谋求共识非常困难。 陈凡（中国日报特稿）

被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独家买断广告经营权以来，地处西部的青海卫视又将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变革。

来源：人民网，引自：经济观察报  

　　"控股"青海卫视？

　　继2003年以每年3000万元的价格被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独家买断广告经营权以来，地处西部的青海卫视又将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变革。种种迹象表明，这场变革的主角将是传媒大亨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经过种种迂回路线，新闻集团将极有可能通过与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等几家单位共同组建一家合资公司来在实际上掌握这家卫视台的节目播出与广告经营。

　　尽管新闻集团和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均对此事"不发表任何评论"，但记者还是从正在为电视产业提供投融资服务的易凯资本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冉处了解到了相关消息。1月19日，王冉通过电话告诉记者说："新闻集团与青海卫视的合作发生在去年11月份左右，由新闻集团、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等几家单位共同组建一家合资公司，该公司将负责青海卫视的广告经营。"

　　在中国的电视媒体尚未全面开放的今天，获得了广告经营权实际上就是部分获得了包括内容在内的媒体的控制权。

　　"新闻集团在中国本土制作的节目越来越多，光靠一个落地范围有限的星空卫视显然难以满足其进一步发展的需求，通过青海卫视这样一个渠道，其大量节目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全国落地。"王冉说。但他同时认为，新闻集团能否掌握青海卫视，关键要看其在新的合资公司中是否获得了控股权。

　　当事双方均未对控股权一事予以证实，但依种种迹象推断，新闻集团仅仅处于参股地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从新闻集团的发展来看，其素来重视电视频道的建设，不管是在英国发展天空电视还是到印度占领卫星节目市场，都是占领、收购电视频道在先，这甚至成为了新闻集团与老对手维亚康母的竞争中的一张王牌。从国内合作者的实力上看，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尽管出产过不少教育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但作为一家国有宣传机构，其经营一家卫视的经验和实力都还不够，至少是不够专业。团中央影视中心副主任郝建宏在此前接受本报采访时已经为这次合作埋下了伏笔，他说他们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将引进社会资本参与频道建设。

　　现在看来，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利用自身政策优势，从众多竞争者中低价获取了青海卫视的广告经营权，实现了青海卫视迈向市场的第一步——合法的公司化运作，再以此公司为筹码吸引新闻集团的投资，并退身到参股位置，发挥在政策上的保障作用。这样的角色与保利华亿公司所经营的旅游卫视中的"神秘股份"，当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电视传媒开放政策尚未明朗的今天，这样的操作合情合理，而对新闻集团来说，这也是大踏步进入中国市场时所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中场发力

　　在业界高喊"狼来了"已经多年的今天，新闻集团终于无声无息地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若"控股"青海卫视成功，这将是外资第一次深入中国电视传媒的第一线，第一次与中国的各级电视台面对面地竞争广告份额。

　　目前，中国的电视广告市场，大体上是中央台、省级卫视台、城市电视台各占1/3的份额。对于境内外的投资者而言，中央电视台高居垄断地位，与之合作难以摆脱被动的地位；城市电视台虽然合作门槛低，但数量太多、良莠不齐，组织成本太大；只有卫视承上启下，不大不小，在理论上覆盖全国而且公司化运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上述三者中算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

　　毫无疑问，入主了青海卫视，新闻集团就奠定了在中国电视市场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基础。而此前，外资节目的落地被严格地限制在广东省以及"三类地区"即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有外籍人士居住的地区以及有涉外业务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

　　新闻集团的野心还不止一个青海卫视，一个覆盖全国21家城市主流电视台的全国最大的电视剧首播剧场"润德剧场"正在推出。该剧场的推出方虽然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电视发展基金和润德投资有限公司，但其广告经营权却抓在新闻集团手里。除了21个城市台以外，青海卫视和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也都将播出。青海卫视与新闻集团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显然，这是新闻集团在向老对手维亚康母学习"内容输出"的策略。此前，维亚康母没有像新闻集团一样硬碰硬地推出自有频道星空卫视，也没有巨资参股网通等的网络建设，而是化整为零、通过灵活的手段，将大量儿童与音乐节目发行到地方电视台，由此获益匪浅。在去年，维亚康母又接连与北京台、上海台成立节目合资公司，分别生产其两大王牌节目流行音乐和儿童片，在发展势头上远远超过了新闻集团。

　　现在看来，新闻集团"控股"青海卫视，不但是中国广电领域对外开放的一大步，而且也是新闻集团谋求与维亚康母在华力量均衡的重要步骤。现在，维亚康母手里有三张牌，遍地开花的地方电视台发行网络；与上海电视台合资的儿童节目制作公司；与北京电视台合资的音乐节目制作公司；新闻集团手里的牌也有三张，落地广东并虎视全国的星空卫视；位居西北却覆盖全国的青海卫视；在网络电视时代有可能实现爆发性增长的网通公司中的参股地位。

　　两大国际传媒巨头在华的竞争，现在还难分伯仲。但与其攻城略地的高歌猛进截然不同的却是国内民营电视产业的一片黯然。近日，著名的民营电视公司光线公司的一档节目退出了其盘踞多年的北京电视台，这固然与北京台自己的一档娱乐节目有关，但也不能排除维亚康母与北京台合资生产娱乐节目的因素。

　　这样看来，外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内外有别的电视产业发展政策。

ＥＳＳ中国区总裁甘达维：政府对境外的投资、境外的技术很感兴趣，所以政策在慢慢放宽。作为一家境外媒体，ＥＳＳ开始加大对于中国市场进军的力度。 ......

来源： 新华网，引自：经济观察报

    2005年1月1日，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4年修订）》开始施行。新目录由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首次将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和电影制作列为对外开放领域。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2004年11月28日，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商务部联合颁布的《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44号令）也开始实施，明确允许外资公司涉足中国内地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发行领域，前提是中方持股不得少于51％。法新社报道说："它标志着中国对严格控制的影视市场的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已满3年，很多领域即将开始更大程度的放开，广播影视产业采取了主动加快开放的战略。"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朱虹这样解释。 

    ＥＳＳ中国区总裁甘达维则向记者表达了另外一种观点，这是因为"政府对境外的投资、境外的技术很感兴趣，所以政策在慢慢放宽。"而作为一家境外媒体，ＥＳＳ开始加大对于中国市场进军的力度。 

    "2005年我们开始考虑对国内的一些联赛进行转播，这包括中超联赛和ＣＢＡ。"甘达维在展望新年前景时显得雄心勃勃。 

    ＥＳＳ挑战央视霸权 

    "1997年的那次联合是一次强强联手。"在展望新年的同时，甘达维回想起了1997年。八年前，ＥＳＳ由ＥＳＰＮ和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两家媒体联合成立，双方各占50％的股份，公司名字为ＥＳＰＮ＆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简称ＥＳＳ。两家媒体的来头都不小，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是传媒大亨默多克旗下的卫星体育台，另一家是一向标榜自己为"体育领导者"的全球最大体育电视传媒ＥＳＰＮ。ＥＳＰＮ隶属跨国传媒迪斯尼，多年来一直觊觎庞大的亚洲市场。 

    但八年过去，尽管ＥＳＰＮ在其他地区取得的成绩不俗，在中国，它的成绩仍然让人尴尬。"八年过去，我们仍然没能实现盈利。"甘达维对此很坦然，"因为政策方面的原因，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准确地判断每天的政策，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发挥潜能。" 

    由于中国政府对外资电视媒体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外资电视不得在中国全频道落地。如今的ＥＳＳ在亚洲地区共有13个频道，但在市场前景最被看好的中国大陆地区，他们一直使用的却是亚洲台的内容。为此，从一开始，他们就配备了中文解说与配音，由一个很强的语言部门负责。 

    ＥＳＳ一直引以为豪的是其在亚洲广泛的覆盖率。2004年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本是其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但最后ＥＳＳ却只能对亚洲杯采取了延播的方式，中央电视台则进行了直播。"这是由于政策的限制，"甘达维对此有点无奈，"中国这个市场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 


    2001年爆发的甲Ａ联赛电视转播权之争很多人记忆犹新。当时的ＥＳＳ开始抢滩甲Ａ，第一次介入中国足球甲Ａ联赛的电视转播，却被央视体育部主任马国力斥责为非法。ＥＳＳ对此辩护说，ＥＳＳ是利用了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与ＩＭＧ原有的10年甲Ａ转播协议，ＥＳＳ由ＥＳＰＮ和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合资，理所当然拥有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对甲Ａ的转播权。 

    这是ＥＳＳ打的一个"擦边球"，也是这家境外体育媒体对央视的垄断地位发起的一次挑战。甘达维一直持有的观点是，垄断行为是制约中国体育传媒市场发展的两大因素之一。明显，他把矛头直指中国传媒业的巨无霸——中央电视台。 

    由于落地权的限制，ＥＳＳ开始出售电视节目给本土的电视台。但当ＥＳＳ把节目卖给央视后，央视往往会把ＥＳＳ的ＬＯＧＯ去掉，这是ＥＳＳ所不能忍受的，因此ＥＳＳ更多地选择与地方电视台合作。 

    "我们与旅游卫视合作制作高尔夫节目进行转播，与广东卫视一起做网球和羽毛球的节目，与上海文广做Ｆ1报道。而与湖南卫视的合作早在2002年就已经开始。这既实现了获利又可进行品牌延伸，同时，地方台也可以借ＥＳＳ的节目提升自己的品位。"甘达维似乎从艰难的环境中找到了一个双赢的合作模式。 

    盈利在两年之后 

    "中国体育电视传媒的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甘达维说。这位ＥＳＳ的中国区总裁认为，这是制约中国体育传媒市场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 

    美国的有线电视和中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付费的。ＥＳＰＮ的收入主要来源于收视费的分成，通过从用户向网络商购买服务的费用中提取。除了这部分收入外，作为一个成熟的体育电视频道，ＥＳＰＮ还有相当多的固定广告客户。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台收入来源只有广告一种。 

    进入中国后，ＥＳＰＮ在中国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发行和广告。"在过去，节目发行的收入占到我们总收入的95％，广告业务占的部分不多。"发行一直是ＥＳＰＮ的优势，联合后的ＥＳＳ更是如虎添翼。 

    另外，早在几年前，ＥＳＳ的甲Ａ联赛转播由于版权之争和盈利问题被停掉，现在他们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把目标瞄准中超和ＣＢＡ。 

    2004年9月27日，ＥＳＳ在北京对外宣布，今后英超三年在亚洲的电视转播权已由ＥＳＳ获得。通过获得赛事转播权再进行版权费的转卖进而获取利益仍然是ＥＳＳ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由于ＳＴＡＲ ＳＰＯＲＴＳ在广告收入方面一向有比较良好的表现，因此ＥＳＳ企图集两家媒体之长，掘取更多利益。 

    "就ＥＳＳ收入而言，现在广告和版权费方面大概是五五开。版权费依然在涨，但是速度比较慢。相比之下，广告收入增长势头十分良好。"甘达维对于ＥＳＳ在中国的前景充满信心，"我们预计两年之后开始盈利。" 

    两年之后是什么概念？甘达维认为，那时广告收入的增长将会给他们带来盈利的机会，但另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是中国数字化电视的推行将给ＥＳＳ带来的良机。因为数字电视将使中国真正迎来付费电视的时代，这对ＥＳＳ这样以赚取收视费用为传统强项的媒体是不容错过的机会。